沸沸揚揚的國務機要費案，很多人認為，應當等到陳瑞仁檢察官的偵查告一段落後，才能決定陳總統的去留。當然，也有不少人反對，認為政治責任、道德責任或其他法領域責任，與刑事責任不同，當然不應該以檢察官偵查終結為標準，並另以檢察官的起訴、乃至法院的定罪，具有高度的標準為由，據以反對採用檢察官的偵查終結為標準。

我無法接受後者的觀點，原因是刑事法與道德責任不同。先就刑事法議論，憲法早已明白規定總統非犯內亂、外患「暫時」不得訴究。假如犯內亂、外患罪方得「即刻」訴究，何以總統犯其他之罪，就必須即刻下台（假設總統「確實」犯其他之罪）？此一憲法依據為何？再論行政法上之責任，行政處分之作成，也必須根據「事實」而作成，而事實的真假又免不了以「證據」為斷，縱然事實認定的證明程度有別，也不排除「證據判斷原則」之適用。因此，在刑事面，檢察官尚未偵查終結，作出簽結之表示，或者行政調查尚未開啟，或尚在行政調查中，試問「貪污或偽造文書或其他不法的嫌疑事實」，如何未為確定即生相應之法律效果？

除了法律責任外，另一強而有力的方法就是揚起「道德」這纛大旗。但誰來判定道德責任？道德責任又是什麼？「政治性」的道德責任？人民公投決定？就算人民準備開始進行審議總統的「政治道德」時，仍須有「事實」為據，試問：這裡的「事實」所指為何？貪污？偽造文書？其他違德行為？就以貪污事實來講，誰來發現、蒐集證據？誰來進一步對「被提出」的證據進行真假驗證？難道貪污事實的證據發現、蒐集、驗證通通都可以交由另一批「高政治道德」的人操作，人民最後對這些由「高道德政治」之人所提出「不利總統的證據」與「總統的貪污嫌疑事實」進行蓋然性的判斷？假定人民有能力作出判斷，但前提是發現、蒐集、驗證證據的「高道德政治人」又是誰？更嚴重的問題是，假若以「貪污」、「偽造文書」之名，要求總統下台，那麼是不是要一併考慮修改憲法第52條之規定，將不法範圍擴大及於一切犯罪？假如以「其他違德」之名，要求總統下台，是不是一併考慮修改憲法第52條之規定，將不法範圍擴大及於所有「違德」行為？例如，發現總統是同性戀者，因為違背所謂的「多數主流性道德」，所以根據修改後的憲法第52條規定，總統必須下台？！

如果犯罪事實的證明程度，要求的是「無庸置疑」，百分之百的「間主觀」確信，而私權事實的證明程度，只需「過半可能」，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間主觀確信，那麼「政治道德」有無的證明程度需要的是什麼樣的標準？能因為犯罪事實的證明程度要求過高，所以拉總統下台「過艱」，乾脆換個遊戲規則，用道德進行訴求，但請先回答以下問題：總統下台的道德標準是什麼？這個道德標準打算要保護什麼利益？這個道德該如何證明被違反？違反這個道德的行為要由誰來證明？違反這個道德的行為應該證明到何種程度？

假如一個總統的去留，可以取決於法律責任，也可以取決於道德責任，那麼法律責任清楚說明要保護的利益是什麼，應當由誰來證明，且證明至何種程度，都清清楚楚的時候，那麼訴諸道德責任的人，是否也應當告訴我們，其所訴求總統下台的道德責任，究竟要保護什麼「道德」利益（法律利益已有法律保護，無庸道德插手）、誰要來證明總統違反道德、且要證明到何種程度，這都是泛（政治）道德責任論的主張者不可迴避的課題，否則不要再惺惺作態，埋怨總統不下台，沒辦法教育小孩子，有此種道德主張的父母，只怕小孩無邪的心智，會被銬上道德的枷鎖，那麼我可以做個撿現成的預言家：台灣法治的薄弱基礎，將消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