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新聞史上，過去報紙的黃金時代，由於報老闆多為共和黨，報紙在大選時挺共和黨的當然比較多。一九三二年小羅斯福首次大選，挺他的報紙只占三八％，挺共和黨胡佛的則有五五％。一九三六年他競選連任時挺他的更減少為三四％。一九六○年甘迺迪競選那一次，在一二五○家報紙裡挺他的只有廿二家，由報紙的這種比例，民主黨要取得勝選，其困難可知。

正因為報紙有立場及期望的偏好，一九四八年杜魯門對杜威的那一役，挺杜威的《芝加哥論壇報》遂鬧出天大的烏龍，人家還在開票，它已搶先登出「杜威打敗杜魯門」的頭條，那一役是杜魯門贏，得票二四一○五八一二。杜威則得到二一九七○○六五票。《芝加哥論壇報》之所以會出大烏龍，當然和「開票」的拉鋸有關，而更根本的，當是該報的主觀意願太強，已強到扭曲的新聞專業判斷所致。開票後，杜魯門手持那份烏龍報紙的經典畫面，已值得全球新聞從業者警惕。特別是值得台灣媒體界警惕。

今天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由於缺乏了核心人文價值，其實已分眾化到了一個極危險的程度。就以三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為例，誰的氣度好，誰在火砲四射，看過電視轉播的應該都心中有尺。可自行判斷，但我們的電視即時民調和平面媒體事後民調，其結果卻使人不安至極：

──就以電視所作的立即民調為例，親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蔡英文得到十一萬一千票，馬英九只有一萬五千票，宋楚瑜也是一萬五千票。至於年代電視，它是這次大選挺宋的所謂中間選民媒體，它的調查是宋楚瑜居冠，有四萬兩千票，蔡英文也有三萬五千多票，馬卻只有兩萬兩千多票。至於親國民黨的中天，馬有三萬八千票，蔡只有一萬七百多票，宋則少到只有九千多票。我們排除造假及灌票的可能性，就單純這些數據，即顯示出媒體分眾的可怕，特定立場的電視公司，凝聚了特定立場的觀眾，對同一件事情即可做出完全南轅北轍的評價。那麼台灣還有什麼民調是可信的？一場辯論會如果只是各取所需的用來合理化人們原有的立場，要藉著辯論來溝通意見，比較優劣得失的用意，豈非完全落了空。

──再以平面媒體而論，由於台灣並無挺宋的報紙，而挺綠的報紙並沒有做辯後民調，因此人們只看到挺藍報紙的事後民調。一家報紙稱馬的辯論會表現最佳，馬是三九％，蔡只有二五％，宋則為一五％，馬既然表現最佳，馬在辯論後應氣勢大增才是，怎麼馬蔡宋的支持率反而本來的四一：三五：一○，變為三九：三二：一○，不表態選民方面由一四％增為一七％，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數字，其實很值得玩味。至於另一家報紙，認為辯論表現好的，依序為馬蔡宋分別為三一．七：二九．八：一三．八。而辯論會後三人的支持率是三九．九：三二．六：八．九。未表態者高達一八．六％。

由平面媒體所做的事後民調，顯示出原來就已表態者幾乎沒什麼改變，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一七％到一九％之間未表態者。二○一二大選的結果將由這些人決定。

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有自在人心的人文價值與判斷標準，那個社會就不容易隨著少數人的操弄而擺來擺去。但今天的台灣則不是有自主價值判斷標準的社會，由於社會缺乏了標準，政黨、政治人物和媒體就容易成為操弄的中心。大家都在玩著操弄民意的遊戲，一場明明就孰優孰劣非常清楚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但在我們的社會卻變成了各為其主的民調大戰。由這次辯論會，其實已使人懷疑，台灣還有信得過的民調嗎？台灣除了立場的差異外，我們到底還有沒有比立場更高一層的價值標準來凝結這個社會？

當年的美國媒體經常在操弄著民意，甚至鬧出過亂報選舉結果的烏龍事件。今天台灣胡亂在操弄民調，誰知道選舉結果不會讓民調專家都跌破眼鏡呢？ （2011-12-06 01:08 中國時報 【南方朔】作者為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