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地方文史工作」的一些想法：一個提供討論的意見


從上了大學之後開始，也許是剛好遇上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風潮「如火如荼」的時代，各地的社區組織與文史工作室無不密集地開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也許是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圈子太過於封閉狹窄，也許是對於在學院裡的生活型態感到不耐，因此只要每每逮到假期或者是可以翹課的時候，我便如「營棍」般地參加台灣各地的「地方文史營隊」或者是什麼「田野調查工作隊」的活動。隨著自己學習歷程的演變，參加活動的態度也逐漸從「深陷其中，熱鬧滾滾，口號不斷，不可自拔」轉變成為「『參與觀察』，不斷反思，玩得開心，認識朋友」。在這樣的歷程當中，逐漸累積著一些想法與問題，不斷地在自己的思緒中盤旋與發問著。我想試著對自己的發問做些整理，並希望提出一些提供討論的意見。

在此，我必須要先做說明的是，自己並沒有長期投身於任何的社區組織或者文史工作的經驗，也並無開展過任何長期的地方文史工作或社區計畫，因此希望能以一個局外人、門外漢的角度來思考一些所觀察到的現象，相信一定有所「看不清楚」的地方，不過相對地，也期待這樣的角度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另一方面，由於本身視野的侷限，我所做的觀察與所提供的例子，並不是將台灣各地的地方文史工作想像成為一個均質化的、單一形式的整體，而是僅就自己有限的參與活動以及和相關工作的朋友接觸的經驗，提供一些想法和疑問。此外，我也沒有任何針對單一文史團體或個人來做直接攻擊的企圖，也並非想要抹煞各地從事相關工作的朋友長期以來的努力與付出，只不過期盼自己的一些發問，能提供辛勤耕耘「地方文史工作」以及有心從事相關工作的朋友們一個討論的意見。

我們首先所需面對的問題是，究竟是哪些人在積極地推動或者參與「地方文史工作」呢？在自己「非正式」的統計當中，有幾種身分是「支撐」相關工作的重要成員，其中包括國小老師、醫師以及科學園區的工程師，不然就是大學教授、剛畢業的人文社會系所的高級知識份子，另外一種是年輕的政治明星或者明日之星，還有一種也為數不少，他們往往留著長長頭髮、還蓄點鬍渣並且自翊為「文化工作者」。如果硬要拿這些在（我們）身上「洗刷不盡」的身分，來定（我們）這些人有什麼「原罪」，並且要求（我們）擁有這些身分的人們，要以「贖罪」的態度來面對世界的話，未免顯得太不「健康」，也似乎太殘暴了點。然而，當我們面對這些身分在開展「地方文史工作」所採取的態度、方法與視野時，我們便不得不特別小心謹慎並且時時提醒。

面對「地方文史工作」，往往有什麼樣的視野，其所展現的態度，以及其所採取的方法也就跟著不同，因此，我們可以先從開展「地方文史工作」的方法上來做討論。首先，「地方文史工作」常常淪為史料的堆積，並且所生產出來的「地方史料」總是模仿著傳統史家或者官方史籍的格式，在既有的文獻上互相抄來抄去，甚至開始模仿著怎麼樣「寫論文」。可怕的是，這些既有史料往往缺乏庶民的生活經驗與觀點，因此在地的社會史觀無從建立。這樣的歷史方法，只能在各種僵硬並且偏失的史料堆積中，不斷地再製著既有的權力關係，以及侷限的歷史視野。

有些「地方文史」的工作者似乎發覺了其中的危險，因此開始了相關的「田野調查」的工作，企圖收集更多有關庶民實際的生活經驗與觀點，以及發展更貼近在地的文史資料。這樣的方向基本上是值得發展的，因為其提供了從事「地方文史工作」更為有力的工具，並且其可能產生更為驚人的社會動員潛力。然而，往往其所認知的「田野調查」以及伴隨認知所展現的態度和方法，就有相當可以討論的空間。首先，最為常見的「田野調查」謬誤，即是把「田野調查」化約為各種關於廟宇、古蹟或者老街的「導覽」活動（在此並不贅言「文史導覽」的擾民性質，也無意全面抹煞其價值與功能），這樣的「田野調查」常常無視於聚集在廟口的抬槓老人，而細細執著於這間廟的雕欄玉柱，以及它的屋簷上到底有幾隻雕飾的燕子什麼的；這樣的「田野調查」可能對於一旁的廟祝一個善意的微笑也沒有，而滔滔不絕地述說著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發生過的鄭成功拔劍開井的故事。另外一種「田野調查」的方式也值得提出來討論一下。這種「田野調查」的進行方式可能比較「高明」一點，他會訪談當地的一些耆老，不過在訪談中可能出現的提問往往不是老人們能夠回答的，或者不需要經由老人口述即可得的數據與時間，如「這座橋是幾年蓋的？」、「這個地方有幾戶種稻子？」這些零碎並且偏重「僵硬的事實」的問題，往往不斷強化了「當地居民很無知，文史工作者很有知識」的荒謬認知，也加大了地方文史團體與社區居民的距離感。此外，不然就是總是認為老人們的口述「偏離主題」，或者認為自己在書籍文獻中查閱的總是比老人們的口述來得「正確」，甚至連對老人們實際從事或經歷的事物都認為敵不過那本10年前一個老學究寫的書。在這樣的「田野調查」的方法操作上，仍然可見知識生產過程中權力的展現，也透露出在此種態度下，實地的「田野調查」只不過淪為史料堆積的「補充資料」或者既有史觀獲得更大支持的「增強物」而已。此外我還有經歷過幾次有趣的經驗，文史工作團體邀請了當地有名望或者讀了比較多書的老人來做訪談，而訪談往往成為老人們昨晚「背書成果的發表會」，我們可以發現到陳述歷史的老人們所敘說的「當地事件」竟然和我們之前查到的資料的相似程度竟然高得嚇人，而這些事情往往是他不曾經歷過的，甚至可能都沒有發生過。然而老人們實際經歷過的地方事件或者家族故事，要不是從來不曾成為訪談的主題，不然就是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一直都覺得這是聊備一格的「補充資料」，「不大重要」。另外一種的提問形式也值得關注，在這種訪談互動中，往往當地居民所關注的自身的經驗、議題與觀點，並不獲得訪談者的「青睞」，而前往訪談的文史工作者卻總愛帶著自己十分關注，或者覺得「很重要」的主題來進行訪談。往往在這樣的互動中，受訪者的回答往往是零碎的或者是「上次那個導覽員教的」。

此外，我們常常可以發現到，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的團體，往往和當地居民的距離顯得是十分遙遠的。在實際的一些參與和觀察當中，我們經常體驗到一種情況是，地方文史團體即使是號稱在當地開展了長期的工作，每每在各式的活動中，總是少見甚至不見當地居民的參與。另一方面，在文史團體舉辦的各種導覽活動或者是「田野調查」的營隊進行中，社區居民對於這些當地文史團體也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也常常發生社區居民有一種「那是他們那些讀書人的事」或者「我不管政治」的回應。這樣和社區居民的距離感，或許從很多的地方文史工作者所關注議題的侷限性，可以得到一些解釋與理解。地方文史工作者除了在各種廟堂形式的史料堆積之外，其可能關心的主題常常是僵化的「傳統文化」與古蹟的保留，各種廟宇瑣碎的「規格」的調查，或者各種「有趣的」傳說以及浪漫故事的收集。此外，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理解這種地方文史團體和在地居民的距離感。常常對於這些在社會上擁有不錯社經位置的「文化工作者」來說，「有文化」的東西可能非常的侷限，並且侷限得有些「有趣」：可能老婆婆的想法和經驗不是「有文化的東西」，而旁邊的古蹟是；阿伯誠摯地要我們這些大學生「要用功唸書」的談話是「偏離主題」的，並不是「有文化」的陳述，而旁邊的菸草和菸樓才是。

以上是從一些曾經參與過的活動，以及從曾做過初步接觸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那裡得到的一些寶貴的經驗與反思。在自己最近的學習歷程中，漸漸理解到了「學院形式」的看待事情的方法，站在所針對的事件與問題的「太後面」了，而自己總是躲在那樣的位置實在顯得太過於「偷懶」與「投機」，因此最近有機會到旗津去，企圖「實際地」來開展一些小規模的「地方文史工作」，並期許自己在這樣的實際工作中，換個位置、換個角度來看待這個議題。

在做了一些功課，並且稍稍地紙上談兵之後，我們實際地接觸了一些旗津當地的朋友，也很慶幸地獲得了當地退休的老區長的支持（老區長目前從事「旗津區誌」的撰寫。）說實話，我們很投機地選定了社群規模比較小、社群界定比較明確的旗津三輪車老人，作為我們旗津老人生命史訪談的開展。經由旗津的老區長的引介，我們終於和旗津輪渡站旁的三輪車老人們有了初步的接觸。當初原本以為有了老區長作為引介的橋樑，會使得我們和三輪車班的接觸更為順利。然而，在旗津和三輪車班的接觸情形，卻比從前的田野經驗更顯得困窘。我想試著做些理解，並希望能提供接下來和三輪車老人們互動的一些思考，並提供從事「地方文史」相關工作的朋友們一些經驗，也企圖在「稍稍換個看事情的角度」之後，回應自己從前的一些經驗與發問。

首先，老區長的介紹方式與內容，有些陳義過高，希望老人們和我們說「旗津的故事」，使得老人們在面對我們這些「飽讀詩書」的大學生們時，一直嚷著「自己知道的不多，另外一個比較懂」。另一方面，由於老區長的身分，使得老人們在面對老區長時的話題，形成一種特殊的互動。老區長期盼從他們口中說出一些「史料」，然而老人們卻始終關心老人年金什麼時候可以領，勞保漁保到底保不保。此外，當老區長在一旁幫我們做週遭環境的導覽時，三輪車的老人們直呼著要我們別說這麼多，趕緊來坐三輪車逛逛旗津，不然他們的生意實在少得可憐。當時，雖然一旁車水馬龍，渡輪汽笛聲響，人群來往，心中卻想著三輪車老人們的反應和話語，因為那是多麼諷刺而血淋淋的田野互動。

從過去的營隊和社區活動的參與，以及地方文史團體的接觸經驗，一直到最近自己一些相關工作的開展，在這樣的歷程中，許許多多關於地方文史工作的目的、方法以及態度和視野的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思緒中。我的腦海中一直發問著：「風靡全台」的地方文史工作究竟是為誰而做？難道是為了過去的人？如果是為了現在的人，那麼是為了現在的哪些人？如果只是一堆僵化的「史料」堆砌，並且把地方文史當做研究植物生態一般，那這樣的文史工作會不會是某些階層的意識型態的展現？是不是只是現在的某些人創造的「一種過去」？如果我們不能思及在我們身旁擔憂生計的老人們，而希冀從他們口中冒出什麼「有趣的故事」，然後成為我們茶餘飯後的消遣娛樂，這樣的「田野工作」會不會太血腥？另一方面，地方文史工作究竟為何而做？如果地方文史工作只被化約為「對抗全球化的本土化紮根」，或者「保存傳統文化和古蹟」的時代性政治正確，那麼地方文史工作會不會只是一種中產階級休閒娛樂方式的轉型？還是一種新的階級符碼的宣告與標示？甚至是「本土化」政治宣告中飛黃騰達的終南新捷徑？此外，當地方文史工作作為社區認同與歷史感建立的重要元素之後，我們如何避免地方文史只是各種浪漫故事的串連與建構呢？ 如果對於「地方文史工作」的工作內容與視野如此侷限，而無法聯繫到地方的政治經濟的相關議題，甚至觀照至全球的脈絡當中，「地方文史工作」究竟能提供什麼？

我開始回憶起從事「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夏曉鵑老師在回應很多人問她如何找到受訪者，並且說服他們提供原本私密的經驗時，她所做的回應是：「這個研究本身即是一個社會參與行動，必須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社會運動脈絡裡，才可以得到較完整的理解……信任感並非靠諸如「進入」和「脫離」研究場域的精細研究技巧，就可以輕易建立；它來源於一個企圖為邊緣者發生的集體行動與意志。」我們究竟能不能建立一種「參與形式」的歷史建構，並且從中凝聚能量、產生社會動員力量？我們該如何在具體的嘗試中，進一步開展地方文史工作成為促進個人與社會改造的集體行動與意志？這樣發問可能有點太高遠了，然而，這些思考將會放在自己未來從事旗津老人訪談時，不斷提醒並且檢驗工作的一些問題。也希望能提供從事「地方文史」相關工作的朋友們一個討論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