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花蓮拔仔庄社區藝術展演

胡滌生＊

摘要

　　花蓮縣拔仔庄近140年的多元族群混居之特徵，凸顯臺灣自清領、日治到國民政府時期的高度移民社會，而這樣的多元族群結構目前仍在持續強化當中，即符映後殖民理論所探討的離散與揉雜之觀點。臺灣儼然已蔚為一個族群藝術的大熔爐與自我認同意識的多元文化國家，並非屬於其他任何一個自稱擁有臺灣主權的國家。文中試由拔仔庄客家文化的生活美學與藝術展演當中，檢視拔仔庄的社區發展強調客家文化復振之際，是否會排擠到其他族群的文化空間，是否融入不同族群的文化藝術。

　　拔仔庄分屬客家聚落的富源社區、阿美族部落的富民社區，及閩南社群的富興社區。在三個社區營造之中，以富源社區藝文活動的創意性、包容性、積極性、揉雜性，還有組織力、宣傳力、居民參與度與配合度等最高，成為花東縱谷線上的知名景點，亦為花蓮縣的模範社區。從多元文化的族群認同觀點來看，拔仔庄欲邁向少數族群對於社區文化認同的共鳴覺知期，尚有成長的空間，如何建構想像社群概念而藉以凝聚社區意識，即為當前社區藝術營造的發展重點。

關鍵詞：拔仔庄；離散與揉雜；族群藝術；多元文化；客家文化；生活美學；藝術展演；社區營造；想像社群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for Life Aesthetics and Art Performance of Pailasen Community at Hualien

Hu, Dis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ropriated Pailasen’s community development case at Hualien for a character of habitably mixed plural ethnic groups about 140 years. It had especially emerged out of the considerable immigrant societies in Taiwan from the particular period of Mandarin Dynasty and Japanese Governor to ROC authority. So far, such a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ural ethnic groups it is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that fact it fits in with a perspective on diaspora and hybridity within postcolonialism by the anthropology. Taiwan has neatly been arranged a great furnace with the arts of ethnic group and a consciousness of self-identities to develop a multicultural nation gradually, she is NOT to be part of any countries by sovereign rights asserted. This article tried to look into life aesthetics and performances for art, and to verify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 empowerment at Pailasen. Discussing as Hakka’s cultural reviving was emphasized; meanwhile, other ethnic cultures were given being in belonging whether there were to edge out; concerning cultural difference of other ethnic groups were existed whether it occurred to be merged into all of local art by cultural actions.

     At Pailasen, there is three communities including Fu-Yuam Village of major Hakka; Fu-Min Village of major Pangzah and Fu-Xing Village of major Min-Nan. Of the three community empowerments, Fu-Yuam Village is the most excellent including the originality; forgiveness; positiveness; hybridity; organizing capability; propagating capability; inhabitant participating and coordinating of aesthetic performances. Indeed, in terms of multicultural ethnic group’s identity, it is desirous to achieve the period of synergy and awareness of identity a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minority, it does need to grow up more effort yet. This is how to construct a concept of imagined community, and inhabitants’ consciousness as coherence, it is currently critical focus for community empowerment with arts.

Keywords: Pailasen; diaspora and hybridity; the arts of ethnic group; multiculrure; Kakka’s Culture; life aesthetics; performances of art; community empowerment; imagined community.

壹、           前言

　　拔仔庄位於花蓮縣瑞穗鄉北端的富源村、富民村及富興村所組成的大社群，分別混居有客家人、阿美族人、閩南人為大宗的族群，其餘亦有少數國民政府遷臺後的外省人、清領時期來自湖南與廣東的移民也已同化為在地客家人、日治時期日本移民同化為閩南族群、少數布農族（萬榮鄉馬遠村移居）、少數新住民（外籍配偶包括中國與非中國兩大移民社群），也可稱得上是典型的、最早期的離散族群所交織出來的揉雜文化社區，共同擁有百年以上的共同歷史記憶和共同相融的文化生活和習俗，完全打破族群藩籬與文化隔閡的刻板印象，這可以從社區族群藝術當中發現得到，本文就此揭開拔仔庄社區文化的真正面貌，即為本文主要的探討動機。政府近幾年來，在拔仔庄積極推動客家文化復振工作，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為期族群融合，其中亦包括諸多揉雜文化元素為發展客家文化的基調；本文即依客家觀點切入拔仔庄的生活美學與藝術展演，檢視離散與揉雜的客家文化，即為本文探討拔仔庄社區的旨趣。

　　文化是人類生活的表徵與文明的累積，簡言之，生活即文化。申言之，文化包括本身的內容、功能、承傳、差異、普遍性。文化就像空氣一樣，抓不到手裡，卻無所不在。根據《大英百科全書》對「文化」（culture）解釋為（曾逸昌，2002：28）：人類社會由野蠻至於文明，其努力所得的成績，表現於各方面的，如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律、學術、思想、風俗習慣、器用、制度等，則謂之文化。國父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筆者認為「心者，文化之披也；文化者，藝術之砌也；藝術者，風俗習尚之彫也；風俗者，教育之成也。所以，教育是國家利基之根本，更是國家發展之百年大計。」然而，生活美學（life aesthetics）不僅止於一種豎之高格的美術而已，乃是與庶民（the multitudes; plebeian）生活息息相關的食、衣、住、行、育樂之藝術展演連結在一起。鑑此，族群藝術是族群文化的生活實踐，更為一種涵揉物性而濡沐人心的生活教育。

　　本文下以謹就「客家社區多樣性產業是想像共同體的肇端」、「拔仔庄客家移民生活史與歷史遺跡是不同族群的共同記憶」、「拔仔庄客家的生活美學仍差臨門一腳」、「多元族群的拔仔庄社區營造迸出揉雜文化」、「拔仔庄客家藝術展演與田野訪談不如體驗學習」、「拔仔庄社區文化不怕失傳而只怕揉雜不完全」討論於後，旨在凸顯拔仔庄現今的族群藝術展演之成就與典範，依然也有深得文化反思之處。

貳、客家社區多樣性產業是想像共同體的肇端

    客家文化資本（或文化資產）的傳統元素之主要項目包括有：建築、古蹟、聚落、遺址、文化展演設施、產業資源、民俗技藝、宗教信仰與祭典、禮俗、節慶、文學、語文、音樂與山歌、美食、衣飾與手工藝、雕刻、繪畫、印染等等，這些都是文化創意產業可以揮灑的珍寶。就客家文化資本列舉如後：(1)廟宇如三山國王廟、義民廟、伯公廟等；(2)古蹟如書院、宗祠、牌坊、古墓等；(3)聚落如夥房（三合院）、磚牆等；(4)遺址如古道、菸樓、城廓、古戰場等；(5)文化展演設施如各地文化館、文化園區等；(6)產業資源如木雕、陶窯、磚瓦、甕、草莓、棗子、桐花、樟腦、茶、擂茶、紙傘；(7)具客家風情的詩詞、散文等文學作品；(8)四縣、海陸、詔安、饒平、大埔等腔調的語言；(9)山歌、兒歌及現代音樂等；(10)節慶祭儀、生命禮俗等信仰活動；(11)民俗技藝包括有璞石版畫、印染藝術、陣頭、鼓樂、戲曲、舞蹈等；(12) 美食如糯米粄、豬腳、粿粽、福菜、麻糬、醬菜等；(13)衣飾、手工藝、編織、染巾和花布等家居裝飾品（cf. 俞龍通，2008：65～66)。

參照張維安、謝世忠 (2004：277～293)著《臺客家族群史專題研究1：經濟轉化與傳統再造──竹苗臺三線鄉鎮文化產業》，除了客家族群產業經濟可分為兩方面來說，一為經濟活動，二為具有文化特色的產業發展之外；在研究臺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時，一般可由幾個觀察點來分析：

　　首先，包括地理生態、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的創意產業。如文史工作者的投入，調查口述歷史與客家移民史的圖文創作，及社區博物館展示；如伯公廟、義民廟、菸樓、古老建築等；文化產業與社區意識所建立的互動關係；特殊旅遊景觀與自然生態，如動物棲息地、河川與林相、植物、溫冷泉、農產品等具客家屬性的傳統與承續連結發展的現代社區生活圈形態。因此，筆者認為，拔仔庄客家文化的展演，不僅要把重點放在文史調查，而且要將整個社區生態環境與傳統建築等生活圈形態變成露天的社區博物館，找出屬於本身的特有文化，配合祭儀與戰鼓舞賽、繪畫與印染等的策展活動，凸顯社區文化的多元化與多樣性、揉雜性。

　　其次，經過文化包裝與點綴的客家創意產業。筆者認為，以文化為素材，具有特殊的共同記憶與不同經驗的客家特色，不只僅有農產品在客家文化館匯集，亦需包括客家美學藝術展演，如文學、音樂、繪畫、舞蹈、雕塑、建築、戲劇、電影等；還有與衣、食、住、行及育樂方面有關的傳統習俗之保存與現代特色的發展，如客式菜包、九層粄、米苔目、福菜、糯米糕、艾草粄、年糕、茶園、果園、擂茶、陶瓷、木雕等具客家特色的生活文化。

　　其三，透過文化行銷，拓展客家傳統生活與創新特色文化。如桐花季就是一個創新客家意象的符號或表徵，把桐花與客家在現代生活中劃上等號；綜融美食文化、歷史古道、宗教藝術、文物建築、宗族宅第、族群慶典，及農園商業等七種可能性的彈性變換組合，構形客家專屬的文化創意產業之圖騰與印記。際此，筆者認為，如何從刻板印象的框架中，及在先民所留下的史跡不多的情況之下，創新延續傳統的客家文化特色，是現代身為客家人當正視的課題。

　　其四，形塑客家「真實自我」的「聖地」（潔淨、純樸、清新、悠閒），客家社區博物館須回歸原鄉。意即捨棄在大都會設立客家文化館，而將館舍搬回客家原鄉的聚落；能讓異地遊子的思鄉之情，透過「朝聖之旅」而獲得歸屬感和最大的滿足感。因為大都會區是客家人為了工作的聚集地，絕大多數人來自鄉野，客家人自古以來多半偏居出野而不與人爭地求榮；所以，具有家精神指標和意義的地方文化館則應設立於原鄉，而非爭相設置於大都會區，或同一地區，否則因為重疊性和同質性過高，相互競爭，反而會削弱客家特色，並導致地方失和，及弱化客家先民為求生而團結的內斂本色。準此，筆者認為，在離散與揉雜的社會界線和生活情境裡，客家文化首重於從社區發展中，找回「本真性」（authenticity）與「特殊性」的文化本體之認同。

　　其五，建構客家族群認同的「第三空間」，營造充滿兼容並蓄的好客與包容、堅毅等特質的客家精神。在40年前（1970），客家人常常置放於宅院的舊時客家農具、客廳或廚房掛飾與放置的古董家具，曾幾何時都已成為都市餐館的裝飾品，如牛軛、打稻桶、土礱（碾米機）、蓑衣等等，客家社區的傳統文物大量流失，變成文化失散與傳統意象沒落而沒有生氣的原鄉。基此，筆者認為，客家傳統文物保存與尋回失落的文化，才能真正找到族群自我認同的定位；況且，選擇包容與相互尊重，及扶持於同一社區內的其他族群，尤其是弱勢族群，如原住民或新移民。在重新營造有活力的社區文化之同時，發展出一種非原生論（primordialism）與情境論（circumstantualism）之兩極化的「第三空間」之社會建構，才能凸顯人大氣大度的文化價值，並創造出人文藝術的本真內涵。

　　最後，積極彰顯與建構客家社區具有特殊意象的精神指標，匯聚所有人、文、地、景、產等資源，拓展社區經濟就先前以文化為根基的創意產業為發展主軸。臺灣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具有相當潛力的發展優勢，一種根源於唐土的移民文化，擴及到海外各國的文化傳承，均匯集於此，她的揉雜程度高過於其他產業的特色。爰此，充分運用社區人力及現代科技文化，如網際網路行銷產業、農業科技、觀光休閒產業（生活與學習體驗之社區旅遊）、藝術科技、資訊科技等等，再次彰顯客家硬頸的堅靭性及團結精神，文創產業不只是復振客家文化的利器，也是臺灣客家族群在這個經濟不景氣年代裡，挽回生活頹勢與凝聚族群認同的契機。

　　「想像社區」（Imagined Community）的概念是由Benedict Anderson (1993)《想像共同體》一書中提出來的，在這裡就會涉及到法荷（Franco-Dutch）民俗學者Arnold Van Gennep (1960) 和人類學家Victor Turner (1969)的「閾限[1]」（liminality），和後現代文化地理學家Edward W. Soja（1996）及後殖民理論權威學者Homi Bhabha的「第三空間[2]」（thirdspace）概念。這些皆源自於後殖民理論的「離散[3]」（diaspora）與「揉雜[4]」（hybridity），從文化理論的觀點，不得不令人關注在社區裡的族群藝術展演中，是否融入了文化差異[5]的「歧異[6]」（differend）與「延譯[7]」（differand）之社區居民情感連結與完整的互動關係；換言之，社區多數族群對非主流文化的肯認（recognition），才能獲得少數族群對社區主流文化的認同（identity）。準此，社區認同與居民的歸屬感（belonging）可以從族群藝術展演所呈現的共同歷史記憶與共同文化（shared culture）的揉雜程度來決定，而不是利用多元文化的偏執觀念而形成一種文化帝國主義（霸權）的壓迫。以下就拔仔庄的藝術展演為本文案例探討。

參、拔仔庄客家移民生活史與歷史遺跡是不同族群的共同記憶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認為，客家先民在東晉以前的居地，實為北起并州上黨，西屆司州弘農，東達揚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豐；換言之。即漢水以東，穎水以西，淮水以北，北達黃河以至上黨（曾逸昌，2002：7～8）。

　　在客家人自我認同方面，據清代中葉嘉慶年間，廣東和平徐旭曾先生曾說：「今日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8]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在近代的學術研討方面，有學者認為構成客家民族或客家民系的條件，除須考量血統外，尚須考慮是否具有共同的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共同文化背景，及共同社會心理等，以血統為紐帶、語言為標誌、地域為基礎、文化意識為根源、族群認同為關鍵的嚴苛因素之同時；另有學者還認為，北方漢族人南遷，經歷五、六次遷徙到南方定居，取得「客籍」、「客戶」資格的人，才能稱之為「客家人」。目前一般的說法，均認為漢族人南遷，不論幾次，只要確定是中原漢民族，又具備客家人的共同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穩定的特徵，包括語言、習俗、感情心態（精神）等，就能稱之為「客家人」。至於臺灣方面，由於長期以來，客族備受無理打壓，而有所謂的「本土客家」和「外來客家」的問題（曾逸昌，2002：8）。

　　英國傳教士George Camphell（1912）《客家源流與遷徙》（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Kakkas）書中指出：「嶺東客家，十之八九皆稱其祖先來自福建汀州府寧化縣石壁村者。按諸事實，每一姓的第一祖先離開寧化而至廣東時，族譜上必登載他的名字。這種大遷徙運動，自始至終皆在14世紀；於此可見，廣東之初來客族，距今已是五、六百年前的事。」《大英百科全書》對「客家人」介紹為：Kakka是中國一部分漢族人的自稱，聚居在廣東梅縣、興寧、大埔、五華、惠陽等縣，以及四川、廣西、湖南、福建、臺灣、海南島部分地區的120餘縣。先世居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西晉末年（4世紀初）、唐代後期（9世紀末）因戰亂而大批移民南下。13世紀70年代南宋滅亡後又遷至贛、閩粵等地，自稱為「客家」或「來人」，藉以區別當地人。而客家話是漢語廣東方言之一，保留較多古代漢語音韻，山歌習俗傳統，婦女均天足，參加勞動生產，不受世俗陋習的約束，勇於進取，富有勤勞與積極性作為。在清朝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之後，不少客家人被迫分散更廣闊地區，有的轉徙到臺灣、香港或僑居南洋一帶（曾逸昌，2002：9）。

　　英國人類學家E. J. Eitel（1870）《中日訪問紀錄》（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Japan）一書中說：「客家是中國許多民族中最進步的民族，而客家婦女更是中國最優越的婦女典範。」美籍傳教士Robert Smith（1905）在《美國人雜誌》發表一篇〈中國的客家〉，文中提到：「客家婦女真是我所見到的，比任何婦女都值得讚歎的婦女，在客家的社會裡，一切艱苦的日常工作，幾乎全由她們來承擔，看來似乎都是屬於她們的份內責任。原來客家因多居山區，壯年男子大都到南洋一帶謀生，或到軍政界服務，留在家中的多是年老或幼小，因而婦女便成家庭主幹……客家婦女對她們的丈夫都非常尊敬和順從……客家婦女除刻苦勤勞、尊敬丈夫是她們美德之外，聰穎熱情和在文化上的成就也是值得可佩的，因為勞動的需要，客家婦女有歷史以來就沒有纏足的陋習，她們迷信的程度，遠不及其他婦女來的深重……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這光輝至少有70%是應歸功於客家婦女。」（曾逸昌，2002：10～11）

　　拔仔庄位於花東縱谷中路，緊扼南北交通；在清光緒元年(1875)，為沈葆楨的「開山撫番」政策，由撫墾局在潮洲招募不少客家族人士來台，經營後山所開墾出來的。中路總兵吳光亮為粵籍人士，所率兵士多為客家人，由林杞埔社寮，經大水窟，後出秀姑巒山之背，抵今玉里，往北築路至瑞穗本區。另北路提督羅大春則由宜蘭蘇澳一路開闢至拔仔庄、瑞穗一帶，從宜蘭遷移一批閩南籍漢人來此屯墾。吳光亮總兵所統領的飛虎營，抵拔仔庄後整營築城於現今富源國小位置，統領拔仔兵開闢集集拔仔越嶺古道。光緒20年甲午戰敗，割讓台灣，拔仔兵有許多仍居於此，或與阿美族人通婚繁衍後代，後來漢人日益增多並與阿美族各部落毗鄰而居（鍾瑞騰，2007：34)。

　　關於拔仔庄地名由來有幾種說法，原住民今猶稱「百依拉聖」是固定不動的意思，拔仔庄內阿美族最早是由貓公（豐濱）遷移定居，對於從山上滾落石頭而至今仍固定不動，他們當時稱為「芭樂庄」，後來在文獻中改為「拔仔庄」（Pailasen）。因為原住地吉蘭阿善受地震災害而損壞，再由於打獵的關係到了這裡，覺得此地土壤肥沃、山明水秀就固定在此居住下來，沒再遷移過，因此得名。音接近河洛話的「拔子庄」或係跟著稱呼的，有一傳說則是清領時期的中路總兵吳光亮，見此地芭樂樹特別多，而取名拔子庄，客家人稱為鈸子，社區西北方的大山貌似國樂器的「鈸」，故後來稱之為「拔仔山」，山腳下的村落則稱為「拔仔庄」。日治初期，仍稱拔仔庄。1911年（大正6年）改為拔子(日語音巴系)。1923年(昭和12年) 10月，因政策更名為古代日本72代天皇的名「白川」。日本人在這裏，為便利行政管理將此地劃分為三庄，各設保正一人，台灣光復後，一度更名為「百庄」，但不久由地方大老鍾阿榮等建議定名為富源、富民、富興三村迄今(鍾瑞騰，2007：35)。

　　清光緒年間，撫墾局在潮洲招募不少客家族人士來台，後山中路總兵吳光亮又是粵籍人士，所率兵士也多為客家人，光緒20年甲午戰敗，割讓台灣，拔仔兵有許多仍居於此，或與阿美族人通婚繁衍後代。鍾氏家族是拔仔庄望族，1901 年左右鍾阿滿即領家人同宗等，在拔仔庄墾荒，雖不幸於馬蘭鉤溪河床遭「出草」身亡，後人如鍾阿榮等對地方發展均有貢獻，頗受愛戴。而今，鍾家老宅附近仍可見拔仔庄最早的開庄伯公廟，見證拔仔庄開拓歲月之艱辛。拔仔庄的開拓是從鍾屋莊、國校、城隍廟一帶，漸因火車站的設立而轉移。清領時期，因吳全城拓墾失利之後，許多河洛人便移居到拔仔庄來。在日治時期(大正3年3月)，拔子、馬太鞍開始通行火車，並設立拔子停車場。昭和12 年(1937)改稱白川驛，光復後1947年8月改為百庄站，1948年10月再改稱富源。日治時因糖廠蔗作關係，設立大和移民村，由宜蘭引進不少閩南人，除經商者外，一些則住在拔仔大和，即今富興村溪仔底與富興山腳下。日治時期，阿美族人（PangCah）每年農曆中秋前後，各部落各自舉行盛大祭典，部落裡男女老少，無不盛裝舞蹈，慶祝豐收，此稱「月見祭」，光復後稱「豐年節」，豐年祭的捕魚活動都在此舉行(鍾瑞騰，2007：36～37)。

　　拔仔庄因有土城保護拔子兵，為求心靈寄託，故有供奉城隍爺之議，清光緒14年(1888)由謝芳榮建茅屋一間祭祀城隍，由於城隍負有陰間保安任務，故稱保安宮。昭和4年村民捐資改建為24坪大的廟宇。日治後期皇民化運動，居民惟恐信奉的城隍遭破壞，村民吳阿番等乃將城隍金身遷往富興山腳下王金福家躲藏，至光復後金身方遷回廟中供奉，又在1936、1972年兩次修建後，始有今日面貌。保安宮今祭祀主神為城隍爺，配神為五穀先帝、地母娘娘、天上聖母、關聖帝君、盤古大帝、福德正神、三太子與七爺、八爺。農曆5月13日為城隍聖誕日，依循往例均會舉行繞境祈福活動，拔仔庄至今仍保有前一天5月12日晚上「暗訪」的習俗，昔日以人力合挑大鼓，鼓聲不絕於耳，是居民共同的記憶。1998年起地方有志之士，以社區總體營造精神，辦理的「鼓王爭霸戰」，即在喚醒庄民莫忘拔仔庄優越的傳統廟會文化。而七爺、八爺踩著七星步法、四門步法繞境演出，表現出剷奸除惡的陣杖，最讓人津津樂道。且在遶境活動中，其路徑必安排經過富興山腳下瓦窯仔昔年避難處，以示不忘舊恩，如此有情有義，實具教化意義(鍾瑞騰，2007：39)。

　　拔仔庄至今仍維持農業社會，種植糧食作物，稻米為主，而不願種植經濟作物，因祖先經歷天災人禍，深感稻米對生存的重要性。現今稻米過剩，政府鼓勵休耕或輪作，仍有農民種植稻米。鳳梨早期製作罐頭外銷，賺取外匯，後因不具競爭性而停止生產，現農民改賣鳳梨花，但六月以後仍有鳳梨果盛產，產地在富興村。文旦柚的推廣種植是近十年的事，曾讓農民賺錢，近因品質不一，生產過剩，已不具經濟價值[9]。在歷史遺跡方面，除了昭忠祠為後來移建之外，值得一提的有三處：興泉圳源頭、開庄伯公廟、白川神社。相關社區地理景觀如表1，筆者參照〈富源文化生態之遊〉（2012）摘示如後：

　　昭忠祠：拔仔庄是在清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的「開山撫蕃」政策經營後山所開墾出來的，拔仔庄位於花東縱谷中路，緊扼南北交通。繼中路總兵吳光亮之後，左營鎮海後軍副將張兆連奉令領軍來此屯墾，即今日富源國小紮營築城。另為軍事而打通東西交通，開闢集集──拔仔庄嶺道東段入口為蝴蝶谷（關門山古道）。吳光亮、張兆連部將多為廣東、湖南籍，歷經瘴役癘疾，水土不服而亡，善心人士拾骨聚塚；於戰後，修築為祠，命名為「昭忠祠」，為花東縱谷三大忠烈祠之一，紀念離鄉背井的開墾先烈，每年清明節均有居民來此祭祀。

    興泉圳源頭：興泉圳於清光緒15年間（1889）清兵與住民共同興建，以供開墾之用，當時名為「拔仔庄圳」。日治時期1926年，日本移民橫川長太郎在此拓墾並經營農場，引馬蘭鉤溪水灌溉，入廣東莊，沿狼頭山腳下直到光復的大豐村，迴轉向東，奔向富興村，再回流馬蘭鉤溪，其間克服水平落差，每100公尺則設水衝一處，以增進水流速度，將原拔仔庄圳擴建為今貌的興泉雙圳，做為水田灌溉之用，可達面積有437公頃。

　　開庄伯公廟：清光緒1年（1875），清府實行「開山撫蕃」政策而取道集集水尾開闢「關門山古道」，抵達拔仔庄屯兵駐守，吸引唐山移民聚此墾荒而形成廣東莊。中國移民依傳統找大石敬天拜地，於富源村廣東路北側找到一座巨石山麓，象徵土地神，從此日後皆有信徒燒香祭拜，並興廟稱之為開庄伯公廟。

　　白川神社遺址：白川神址於日治時期昭和8年2月(1933)興建，主祭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從祀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等；每年10月28日舉行祭典。臺灣光復後，主殿、拜殿建材為居民盜用，主殿亦為居民強佔私家風水之處，然而卻使其家人不得安寧，經人指點遷移而今成廢墟。現僅存橫川長太郎所供奉的石燈一座與前方鳥居雙柱基座孔穴，通往主殿的階梯兩側仍可見傾倒的石燈座，往上走則可見興泉圳上下圳的美景。神社上方100公尺處有座巨牆，長約5公尺，高2公尺，厚20多公分；依奇萊考古隊王天送先生的說法，此為花東縱谷所見最大的石牆，在附近更發現許多少見的陰石、陽石、開洞石、貨幣石、石棺板、石簇、石斧、石皿等，估為新石器時代後期，就有不知名的族群情定於拔仔庄，居住在狼頭山腰上，此一遺址綿延至光復大豐村數公里遠。從玉簇材質來看，屬於豐田玉，近似卑南文化遺址所出土的玉器。相關資料如表1。

    綜上所言，客家人祖先雖來自中國，但現已不再是中國的客家人，而是經過揉雜的臺灣客家人。正如美國人祖先來自英國，而不會稱自己是英國人一樣。

表1　拔仔庄地景

資料來源：筆者自拍及摘自http://tw.myblog.yahoo.com/mizuho19790514/article?mid=15616&next=14930&l=f&fid=30（2012/6/9）

肆、   拔仔庄客家的生活美學仍差臨門一腳

由於客家聚落（Kakka’s tribes）多處山區或山邊等窮鄉僻壤，交通不便，物質缺短，生鮮食物匱乏，故常把食物曬乾貯藏或用鹽醃用甕貯存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客語中的「脯」、「乾」食物特別多，如：魚脯、老鼠脯、菜乾、蘿蔔乾、鹹菜乾、豆腐乾、筍乾、蕃薯（籤，削成細長）、樹薯等。客家人較偏好特有的炕肉、米醬湯、冬瓜湯，還有以米醬、酸菜醃製的「福菜[10]」，及動物內臟。福菜曬到全乾即為「梅干菜」。冬天盛產柑橘，恐生產過剩而製成「桔醬[11]」，帶點辣味，戲稱為客家人的醬油，供白煮豬肉的沾醬。一般所講的「客家菜」最具代表性的有：白斬雞（或紫蘇鴨肉）、薑絲炒豬腸、筍乾、蘿蔔乾、梅菜肉、鹹魚、鹹豬肉、魷魚炒芹菜、桂竹旬炒豆瓣醬、苦瓜鹹蛋、清蒸老菜脯，以及酸菜肚片湯、福菜湯、乾豆排骨湯、醬瓜湯等（曾逸昌，2002：439～442）。在拔仔庄的客家人仍然保持這樣的傳統佳餚。

在歲時節慶或蒔田割禾時，米齊粑、粄、米篩目就成為省事和應景的食物。不論婚喪喜慶或廟會祭拜都會出現的「米齊粑」其實是「米麻薯」，是將熟熱的糯米飯，倒進舂臼裡打成粘結的飯泥。「粄」是由糯米、蓬萊米、在萊米所做成的糕點，一般做成水粄（粳米磨粉成漿，加鹼──萁油或煻油蒸熟，跟醬油或糖食之）、甜粄（客家年糕，糯米2/3和蓬萊米1/3攪和泡水一夜後磨成漿汁，裝袋加壓脫水，取出置入盆中，加糖和勻成糰，細火蒸熟）、鹹甜粄（不加糖，配料為油葱、香菇、碎肉、蝦米，或豬油渣製成）、發粄（以糯米、蓬萊米為材料，加入發酵粉，俟完全發酵後置入蒸籠或小碗中蒸熟，蒸籠整床發粄，大多用來拜天公或切成長條小塊狀帶到廟裡祭神；小碗則祭祀祖先或田頭田尾的土地公）、假杮子（製程與發粄類似，差別在放入較多紅糖，發酵時間較短，蒸製時將一小塊粄脆放在粄撩上加熱半小時，此時顏色和形狀類似杮子）、菜頭粄（用蘿蔔和在萊米蒸製）、芋粄（芋頭和蓬萊米蒸製）、紅粄（新婚或祝壽、祭祀時印有粄印的龜甲花紋，或製成桃狀供祭祀）、青粄（清明掃墓──掛紙用，糯米與不同青草混製而成，與艾草合製則稱「艾粄」，用芝麻製則稱「狗貼米粄」）、粄仔圓（是客家湯圓，冬至食用）、菜包（用糯米和蓬萊米各半混製成粄脆，包入蘿蔔絲、香菇、碎肉、蝦米及胡椒粉等炒製的配料，經蒸熟而成）等。「米篩目」又稱米笞目，以在萊米為材料，使用木篩工具，用力搓揉成細條狀而得名（曾逸昌，2002：447～449）。以上所述，從常民文化館可見這樣的機具，目前在拔仔庄由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的包子店，於時慶大量製作，現仍保持這樣的傳統佳餚。

位於拔仔庄臺九線上一棟由社區發展協會自主經營的「廾ㄚ包子共和國」商店，其實「廾ㄚ」為阿美族語，係指地瓜，該店以導覽來呈現拔仔庄開發的故事，利用蕃薯包子、饅頭、蕃薯圓、烤蕃薯等養生食品加工的販售，喚起對於早期拔仔庄的共同歷史、文化與共同記憶。該店成員均為多元就業方案中的社區媽媽們自行研發，以純手工製作，並對社區獨居老人或需要長期照護的弱勢族群提供免費的餐點服務，無分族群，發揮社區關懷的互助精神，由社區發展協會建構這樣的社工與文化網絡，的確是個模範社區。

　　品茶是客家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水份攝取來源，為傳統的客家飲料，正如有句客家諺語：「泡壼濃茶在面前，茶色茶味真新鮮；一皮茶葉一缸水，茶香飄過九重天」，即表示喝茶是客家人待客的禮儀與生活的習慣。從客家歷史來看，客家算得上是遊牧民族，中國史上遷徙最多的族群，所居住的地方都屬瘠地，較合適種植不需要太多水分的茶樹。有首客家山歌詞意是這樣的：「春天茶葉嫩又鮮，姐妹雙雙走茶園；滿山茶樹親手種，滿山茶樹笑顏開」，充分道出客家人種茶的喜悅（曾逸昌，2002：443）。

　　客家人種茶的類別很多，一般分有：烏龍茶（中度發酵）、鐵觀音（中度發酵）、包種茶（輕度發酵）、綠茶（不發酵）、紅茶（全發酵）、柚子茶、擂茶等；亦有使用茶葉梗煮茶，或用番石榴葉曬乾成茶葉（俗稱大碗茶）。其中最具客家飲良文化代表性的有二：一是「柚子茶」，成熟柚子採下放置三、四週後，外皮去頭（保持完好），取出果肉，與茶葉一起炒，不可沾到水和油脂；炒好即塞回柚子皮內，再蒸熟、壓扁、曬乾，過重複五、六回，使之堅硬而易於保存；可切片泡茶，具保護喉嚨功效。二是「擂茶」，相傳緣起於漢魏的粥茶，及唐宋的盒姜茶；隨著客家先民南遷，引入贛粵閩地區；古法是將生茶、生薑、生米磨成糊狀後混煮成「三生湯」，據說是除瘟秘方，具有豐富的維他命C，不但解渴、充飢，亦為養生保健茗品。「擂」有研磨之意，客家人傳統的擂茶製法是以綠茶或茶菁、花生、芝麻為原料，炒熟後置擂缽中，用擂棍槌打及研磨成細粉，注入水調成糊狀，再沖熱水拌勻，最後加入米仔而成。擂茶原是鹹的，可直接飲用，有時用來泡飯或與青菜、蘿蔔乾等一起食用；現今新竹北埔的擂茶除使用來傳統原料之外，另外添加了薏仁、黃豆、白果、山藥、蓮子、綠豆及紅豆等具高纖維成分的原料製成，亦製成冰棒、冰淇淋等甜食（曾逸昌，2002：445～447）。

　　在客家人品茶藝術（俗稱茶道）方面，可分為茶具、茶藝、品茶神韻等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茶藝，將泡茶經沏茶到飲茶，分成八個步驟：納茶、候湯、沖泡、刮沫、淋蓋、燙杯、洗杯及篩點。投茶葉佔壼七成即可，沖泡出來則既濃又釅（色香味thick & strong）；泡茶要「高沖」，使葉於壼內翻動；篩茶時則要「低篩」（壼嘴緊貼杯口）。古云：「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茗施茶」，客家人承先民品茶範式，即所謂的「盅面香」（盅為無耳杯；cup without a handle），就是把茶杯端鼻前猛嗅，只喝三杯而不喝尾茶；若須再喝，則泡新茶（曾逸昌，2002：445）。以上所述，在拔仔庄的客家人仍有部分保持這樣的飲茶習慣，不過，一般人或商家都較不那麼講究，還是會以自製的陶瓷供茶待客。

　　在臺灣客家族群的服飾方面，隨時隨地與肌膚之親密不可分的客家服飾，所表現的不只是外在形式，內在更有深層蘊涵、時間累積、社會脈動、族群興盛、經濟發展，都與當時服飾息息相關。彭瑞李在〈客家服飾充滿生命力〉一文中指出，「客家人的服飾到了清代中期以後，時間融合社會風氣，慢慢往滿服方向變化；直到清咸豐七年（1860）天津條約開放五口通商，臺灣淡水港為其中開放港口，使得客家人服飾有了最粗淺的洋化改變。」（曾逸昌，2002：453）清領時期，無分男女都一律穿著「大襟衫」，鈕扣在右，無任何線條變化，僅在顏色分藍、黑、黃、白等四種，由於藍與黑染料貴，一般民間則穿無需染料的白色，或黃土染的黃色。一般人穿著除了衫、褲以外，還有夾襖、棉襖、褲腿、兜肚、西瓜帽、長靴、布鞋等；男子多半穿對襟短衣，夏白冬藍或雜色；女子則多穿短衣右衽，以藍黑為尚。日治時期（1937年），客家望族士紳始穿和服，貧窮女仍以大襟衫為主。國民政府遷臺後，接受美援起，客家人服飾開始全盤西化，顛覆過去家女性「行不露臀，坐不露股」的傳統穿衣形象，服飾方面與臺灣其他族群別無差異（曾逸昌，2002：454～455）。在拔仔庄已不見所謂的客家傳統服飾，倒是穿著都以輕便工作為主；不過，一般還是會出現藍布的染巾綁住頭髮，從事文史工作的藝術創作家有時會穿著較有客家味的白衫。

　　在髮式方面，舊時客家婦女梳「高髻」，飾物一般有：簪子、毛鍤、耳扒，或簪花等。清領時期，少女多以辮髮主，婚後則梳圓髻，垂於腦後。日治時期，辮髮不再。國民政府時期，小男孩以光頭為主，小女孩以垂髫短髮為主。在婦女首飾方面，清領時期多以金銀或珠玉製成的簪珥為飾物。穿鞋方面，舊時上山砍柴穿草鞋（麻繩為經，草索為緯），下田赤腳，洗身後穿木屐，做客穿黑布鞋（分阿公鞋和阿婆鞋，及繡鞋），另有棉鞋稱為老人鞋或過冬鞋。木屐在臺灣客家聚落盛行已久，在家穿高腳屐，出門工作穿低腳屐，若塗料則稱漆屐，女人穿油彩屐（曾逸昌，2002：456～457）。在拔仔庄完全沒見到上述髮式與屐類。

　　在臺灣客家建築格局來看，南部有所謂的「圍屋」為白粉牆及黑瓦屋頂，公廳屋頂緣翹鵝，「堂」字置中，如鍾姓「穎堂川」、林姓「西堂河」、黃姓「江堂夏」等；斗拱和屋架較具功能性及少裝飾，化胎又為花台則在南部較為普遍。中部則有「前圍屋」及「後圍屋」之分，紅白牆參半，黑紅瓦頂間用，廟宇屋頂緣翹鵝，斗拱和屋架介於南北之間，較為簡化，花台零星可見。北部則慣用雙層圍牆、紅磚牆和紅瓦頂，公廳和民宅屋頂緣翹鵝（翹尾、尖棟、燕尾），堂號由右至左書寫，如曾姓「三省堂」、「魯國堂」，李姓「隴西堂」等，斗拱和屋架較細膩和講究，北部不易見到花台（曾逸昌，2002：474～475）。拔仔庄族群混居較多的關係，完全不見客家風格的建築，唯一可見的僅存鍾家古厝。拔仔庄鍾家古厝堂號「穎川堂」的鍾家古厝興建於1921年(大正10年)，為傳統客家式建築。鍾家第16代祖先鍾阿宗攜眷遷居至拔仔庄，延請唐山起厝師所建的三合院大厝，樑柱均是當年鍾家壯丁砍下的珍貴檜木，並自己製作泥磚砌成，屋內雕刻、繪畫及對聯題字，整個過程精密而謹慎，二年後完成。隨著鍾氏家族人殅繁衍，鍾家古厝已成為家族祠堂。2002年9月23日由花蓮縣政府評列為歷史建築。

　　早期客家人會把喜歡的神明，或不只一種，將其名書寫於木牌或大紅紙上，而少有設置神像，其原因為：一是經濟實惠，省去無謂花錢；二是，若設神壇而法師法力不足，可能引邪入處。在家屋分配方面，主堂兩側分給長輩居住，再以「左尊右卑。後大前小、內長外幼」原則分配房間（曾逸昌，2002：476）。這方面在拔仔庄大部分洋樓則不見這樣的配置。

　　客家繪畫源起於1987年臺灣解嚴之後，畫風仍舊保守，不善於包裝和推銷，步步鉤針，踏實成長。客家作品一般都以農村生活和建築、煙樓、四合院、義民廟等國畫或西畫寫實方式呈現（曾逸昌，2002：618～621）。客家石雕部分較少，而木雕和陶瓷作品較多。客家美術的領域至少包括有：繪畫（比較具有客家意象之經典的有：桃園曾現澄、桃園馮騰慶、高雄曾文忠、苗栗張秋台、高雄劉捷生、屏東張秋停、新竹呂誠敏、新竹葉仁正、花蓮拔仔庄林興華等）、刺繡、雕塑（石雕、陶器、漆器）、工藝（農作器具、畜牧與水產器物、食物器皿、家居器品等）。此外，高雄美濃油紙傘、苗栗三義木雕、新竹橫山九讚頭滿月娃娃、苗栗獅潭百壽村別名的紙糊村、花蓮瑞穗拔仔庄阿婆的印染繪畫、鍾琴彩繪玻璃、周美純布雕、張綢妹貝殼繪畫、曾淑妹木雕、陳李梅菊陶藝、黃紫環木刻版畫、徐景亭裝置藝術（曾逸昌，2002：620～654）、花蓮玉里張文暐手工植物的蠟絞藍染布畫、花蓮玉里邱創用的璞石畫等等。相關資料如表2。

表2　拔仔庄的生活美學

資料來源：筆者自拍及摘自http://naturallybread.yam.org.tw/2010-oldhouse/oldhouse-10k/adama-10k-index.htm（2012/6/9）、瑞穗數位機會中心http://rsdoc.hlc.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65&Itemid=46（2012/6/9）

伍、多元族群的拔仔庄社區營造迸出揉雜文化

　　自1995年在政府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倡導下，拔仔庄社區於居民及主要推動人員熱切的參與下，成為花蓮縣重點輔導社區之一，經歷了以富源國中學區營造（創刊蝴蝶谷學區報）、地方文史資料調查（老照片搜集、耆老口述歷史等）、記錄片拍攝（失落的地標）、農村樸素繪畫班（出版歲月風華畫冊），辦理鼓王爭霸戰活動（1998年起每年舉辦）、馬蘭鉤溪之護溪活動（1999年成立護溪巡守隊）、火金姑之夜（富源森林遊樂區螢火蟲探訪）、靚染工坊的設置（客家染布與相關手工藝品之文化產業）等一連串的社區總體營造，富源三村在新故鄉運動中的努力受到多方的矚目與肯定(鍾瑞騰，2007：40～41)。上述就是早期的「蝴蝶谷文史工作室」，其組織架構為召集人下設執行長，掌理專案執行組、出納會計組，及顧問組的運作。直到2000年，肆應花蓮縣文化局經費申請補助政策之需要，因此依《人民團體法》立案而改制為「富源社區發展協會」迄今，組織架構擴大並呈現多元功能、專業分工與具體實踐（圖1）。在拔仔庄社區營造工作可區分成三個區域富源、富興與富民，其中富源村以客家人居多，且為本區域的主要經濟發展區，亦是社區文化中心與交通樞紐。富興村以閩南族群居多；富民村則幾乎是以阿美族為主，因此在發展社區的同時因族群不同，也發展出不同的風貌。富源社區慢慢地發展出客家的鼓藝、染布、樸素畫等方面特色，而富民社區亦逐漸拓展出阿美族風貌的特色，富興社區則仍停留在農業產品（鳳梨、文旦、柳丁等）產銷，主要具有文化特色方面則為女神龍隊(鍾瑞騰，2007：46)。

圖1　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組織

資料來源：鍾瑞騰（2007：43）

　　剛開始社區營造的推動以富源國中學區為方向考量，區域內行政村域包含光復鄉的大富、大豐、萬榮鄉的馬遠村、瑞穗鄉的富源、富興、富民等六村，因主力推動人員均在富源地區。在學區其它兩個鄉的著力點較不足，遂透過學校及教會力量，想將營造的內容推及，於是大富、大豐方面就由公視導演林明華（赫格）出來協助推動這個區塊的營造工作。連續三年陸續推出了「火車頭吃米粉、看畫展」的系列活動，而整個工作室團隊也前往協助，並將社區特色鼓藝隊帶去表演鬥熱鬧；連續舉辦了兩年的時間，看著大富、大豐社區區可以有人接手，就慢慢的將營造的重心移回富源地區(鍾瑞騰，2007：45)。在馬遠地區的營造推動是想透過教會及鄉代的力量，嘗試在馬遠可以做出自已布農族的文化特色，剛開始就從天籟般聲音──八部合音切入，也讓馬遠地區的青少年有屬於自已文化學習的目標，這個部份因為文化差異性較大，工作室成員就沒有切入協助，純由教會來處理，於是工作室成員的主力幾乎是回到富源地區較熟悉的場域來推動社區營造工作。在富源的社區營造工作的推行當中，又可區分成三個區域富源、富興與富民，其中富源地區以客家人居多，且是本區域的主要經濟發展區，亦是社區的文化與交通樞紐（火車站、公車站、學校）等均在此區域內；富興以閩南與原住民居多；富民幾乎是原住民阿美族為主，因此在發展社區的同時因族群不同，也發展出不同的風貌，富源則慢慢發展出客家、鼓藝、染布、樸素畫等方面特色，而富民亦逐漸拓展出阿美族風貌的特色，富興則仍停留在農業產品（鳳梨、文旦、柳丁）等產銷，主要具有文化特色方面則為女神龍隊(鍾瑞騰，2007：45～46)。

　　拔仔庄在社區總體營造方面的成就，從1997年成立「蝴蝶谷文史工作室」至今的「富源社區發展協會」，包括有：發展鼓藝研習營與城隍文化祭；鼓王爭霸戰；結合客家靚染工坊成果的「有聲有色」活動之年度藝術饗宴；藝術歸鄉活動及社區樸素繪畫班與社區老人大學；傳統原味美食及健康美食研習；維護自然河川、主動成立護溪及護螢隊；社區健康營造、蕙質女童軍團與社區照顧；社區劇團及鼓術隊；建構台灣「原生樹種教學走廊」暨社區綠美化與林業再造等(參：鍾瑞騰，2007：47～48)。社區導覽如圖2。

圖2  拔仔庄導覽圖

資料來源：鍾瑞騰（2007：33）

　　勞委會補助101年度多元就業社會型開發方案的「幸福社區照護──蝶鄉夢土拔仔庄」計畫，為社區居民65歲以上的獨居老人及需要照顧的行動不便者、低收入戶或弱勢者均為關懷對象。以普查與親訪為主，由志工針對鰥、寡、孤、獨及殘疾之長者進行身心健康調查與訪視，若生活異狀而需變更服務時，則由照護服務員呈報並提供適當資訊與轉介服務。針對家中老人需照護與家人伴護者，則提供喘息服務機會，提供社區臨託服務。定期協助失能長輩環境清掃，改善家居品質。由廾ㄚ包子共和國提供餐點，如未銷售完之包子、饅頭或粽子則分送獨居老人。在「健康促進活動」方面，以「要活就要動」的理念每月固定舉行一次健康操、衛教宣導、動與靜態遊戲及社區才藝表演活動。視需要舉辦健康講座、防災、防詐騙宣導、健康體適能等多元性文康休閒服務。

陸、           拔仔庄客家藝術展演與田野訪談不如體驗學習

　　拔仔庄的發展主要以富源社區為核心，因此富源社區發展協會扮演在地文化再造、社區營造、活化社區產業等極為重要的角色。社區有鼓術隊、山歌班、繪畫班、印染班等，包括富源國小傳統的鼓藝隊等，還有曾演過拔仔庄阿婆故事的劇團，此部份是社區生活一部分，多少可初窺拔仔庄客家的生活歷史。「靚染工坊」位於富源國小前往蝴蝶谷的路途中，也就是在富源國家森林旅遊區的東邊。自1996年即著力於營造「有聲有色」的社區為著稱，有聲係為打鼓擂臺賽，有色則指靚染工坊，由於拔仔庄有不少客家族群，因此染布技藝與客家人有著密不可分的傳統關係，尤其是藍衫為客家的象徵、圖騰，具有與大自然搏鬥、開墾荒地的堅忍不拔、堅守傳統、刻苦奮發、內歛固執的意涵。富源社區發展協會效法先民藍染技藝，結合現代工法，於2006年多元就業方案經濟型計畫，進用社區中高齡婦女而以染布、洗布、調染料、烘乾、裁剪、車縫等為主，開拓社區文化創意產業。工坊內產品有：手帕、方巾、圍巾、桌巾、錢包、手拿包、手提包、皮包、布偶、帽子等，並提供遊客與校外教學之染布DIY體驗學習（參自2012富源文化生態之遊導覽手冊）。相關藝術展演如表3。

拔仔庄特定季節慶典

　　富源螢火蟲季：在每年四至五月的富源森林遊樂區及富源村內的秘密花園，到處可見黑翅螢，樹叢就像掛滿了聖誔燈一樣，雨後觀賞則可能意外會發現螢光蕈。

　　城隍文化祭：農曆5月13日是城隍爺生日，保安宮每年舉辦盛大廟會及巡庄活動，保有夜巡探訪民間的習俗，因此5月12日晚上，會召集庄內各陣頭前往助陣，同乘遊庄。夜巡是驅邪盛事，旨在以大鼓、鞭炮驅趕孤魂野鬼，俾利翌日城隍壽日出巡遶境平安無阻。

　　鼓王爭霸賽：早期務農的拔仔庄居民在每年清明節後，鑼鼓喧天的城隍爺生日，大陣仗的遶境活動，基於輸人不輸陣的鬥陣理由，每一鄰里皆組隊勤練鼓藝及裝飾鼓轎，配合鑼鈸相互較勁，旁觀民眾覺得哪一組打得好也會貼紅（賞賜紅包）。70年代西部工廠林立，臺灣經濟起飛，社區人口外移，人力肩挑的大鼓陣因此沒落；社區發展協會為營造社區文化活力，將城隍廟會視為一項文化資產，自1998年起開辦「鼓王爭霸賽」，重新找回鑼鼓喧天的共同歷史記憶，以及拔仔庄的驕傲、尊嚴，藉以活絡觀光人潮與刺激社區產業發展。

　　富源部落豐年祭：每年七月是原住民豐年祭季節，富源社區阿美族人依傳統慶祝稻米豐收，感恩祖靈庇佑而舉辦隆重祭儀、精彩歌舞、民俗競技、手工藝展、捕魚祭典，及傳統美食，以供社區居民共享文化饗宴，其中包括「巴大過斯[12]」、「敬老大會餐[13]」、「情人之夜[14]」的傳統習儀。豐年祭第一晚揭序是禁止女子參與的，最後一天所有女子全部必須參加，在女子獻歌聲中結束。

表3　拔仔庄藝術展演

資料來源：筆者自拍及摘自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區發展協會網站http://www.ihakka.net/hakka12/7/index.html（2012/6/9）、花蓮縣政府客家事務處（2012/6/9）、http://tw.myblog.yahoo.com/mizuho19790514/article?mid=15655（2012/6/9）

　　拔仔庄的富源社區發展協會主導地方文化館設立與運作，成為社區藝術展演與文化交流的精神地標；不僅如此，亦規劃許多展演活動、觀光景點導覽，以及積極推動文創商圈等，藉由客家藝術策展與表演，因應獨特的地方產業開發，連貫觀光旅遊行程，活化社區經濟與資源開拓。本文綜合2012年4月13日及6月4～6日田野訪談結果，就相關對話摘錄於后：

（一）拔仔庄包括哪些村落？由來為何？（2012/4/13）

總幹事：拔仔庄在日治時期包括的地區除了富源村、富民村、富興村之外，另有馬遠村（布農族，八部合音）、大豐村、大富村、大農村，後來國民政府時期將地方自治行政區重劃，目前只有富源村，還有靠近馬蘭鉤溪的牧魯棧、阿多瀾、蘭阿善三個阿美族部落的富民村，及靠海岸山脈邊以閩南族群居多的富興村統稱為「拔仔庄」。有關拔仔庄的由來，可以參照常民文化館前的藝文走廊所示的歷史故事。事實上，拔仔庄最早的開拓乃是源自於清朝派遣來的兩位將軍，帶著來自大陸湖南和廣東的軍人一起與閩客移民、原住民屯墾出來的，清朝的軍營基地就在協會旁的富源國小，當時還有意由蝴蝶谷貫通東西部交通，現仍留存古道。

（二）社造人員是否應具備多元文化社會工作角色為宜呢？（2012/4/13）

總幹事：目前社區營造歸內政部管轄，而內政部只偏重於社會福利政策方面的資源挹注，等於其他營造工作較無著墨；據瞭解社會福利未來將移交衛生福利部管理，社區主管單位不知要歸誰管轄？最早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是文建會，但各部會為配合自已政策需求也編有經費來推動，但卻無一個統整作為，讓社區依自已需求去發展，這根本不能解決社區發展的問題；反而現在的偏遠社區最需要的硬體方面的建設，包括交通設施與道路路面拓寛的改善，才是有急迫性的需求，不然怎麼發展社區觀光，社區產業又怎麼能推動，這些都是政府要積極面對的問題，並不是把工作推給某個部門去負責就能解決的事情，這是地方非常關切的問題。回應提問，不是只有社工員來參與社區營造工作，因為社區發展的知識包羅萬象，需要各專業領域的人才進入社區。

（三）社區發展協會靠什麼資源維持運作？可以自主營運嗎？（2012/4/13）

鍾總幹事：目前若說能完全自主營運是騙人的，社區發展工作仍然是要靠政府經費的補助才能維持一般基本的運作，所有的文化活動都要花錢，就要靠年度計畫向所屬政府部門申請專案經費來支應。目前仍持續推動富源車站前的有關客家美食產業計畫，如客家包子、麻糬等等，希望結合年度活動及相關景點規劃，藉以活化社區產業經濟，這才有可能達到自籌款的營運目標。

（四）為何與新竹客家鄉親的雙邊正式場合會談都採用國語溝通，而不是客家話呢？（2012/6/4）

蔡理事長：我們富源社區是多元文化的族群社區，所有山歌班、女童軍，以及一些參與活動的居民除了客家人之外，還有閩南人與阿美族和布農族，社區協會不只限於富源村，還有來自於富民村和富興村居民；為了表達對各族群的尊重，我們在公開場合還是採用國語，私底下交談可以使用客家話。雖然新竹用海陸腔，而我們用四縣腔，但都大同小異，還是能對話。只是我們不願意因為使用使用客語而讓其他族群聽不懂而產生誤解，為了表示尊重和包容多元族群的具體實踐，所以我們要求公開場合一律使用國語，這就是本社區意識聚凝很強的主要原因。

（五）拔仔庄社區的多元族群是如何呈現揉雜文化，在廟會、戰鼓等活動上或生活美學上會有交集嗎？（2012/6/4）

鍾理事：像我們的山歌班就有阿美族和布農族及閩南籍的阿媽學習客語唱山歌，另外繪畫班也有一位阿美族阿媽參加。拔仔庄的多族群文化已有上百年歷史，大家相互扶持和包容，整個社區文化揉雜了不同族群的文化元素，無論服裝、美食、藝術創作皆然；這些客家性質的活動採開放式，多半其他族群仍會主動參與，並不會排斥，尤其是在即將於農曆5月12、13日舉行城隍廟祭活動和鼓王爭霸賽，更是多元文化的藝術呈現。拿城隍廟祭來講，來自台北大稻埕的分支，本身就融合的閩南色彩，12日晚有繞村子的夜訪活動，打大鼓警示孤魂野鬼翌日迴避城隍爺出巡的壽典儀式。13日0730—1600時遶境，即峽海城隍爺出巡宣揚威儀，若有贖罪或還願者則需於胸前配掛竹製三角形狀的「木匣」，為平安符有趨邪之意，凡還願或贖罪者必須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穿圍裙，帶掃把擺出揮掃前地的姿態。這些都來自保安宮的習俗，這成為本社區最重要的民間信仰中心。

（六）本社區的大陸配偶和外籍新娘等新住民（新移民）都會參與社區活動嗎？會排斥嗎？社區裡是否為新住民舉辦理說國語或一些才藝課程呢？（2012/6/4）

鍾理事：新住民都會參與社區活動，並沒有排斥的問題。只是社區協會為期新住民很快適應本地生活與語言溝通而舉辦研習活動時，可能導致不同的新住民族群不合，或者她們利用機會賭博，或因此結交不良朋友而經常結伴去唱卡拉OK，以致引起家庭失和的情事發生，所以近期未能如願辦理類似的課程，以及暫時未讓外籍配偶參與社團活動的主要原因。不過，未來仍是要舉辦，只是會請夫妻共同參與，藉此增進夫妻感情和睦。本社區協會成員不僅有富源村參與，也有其他村落居民參與，彼此都會尊重文化和語言，也包括少數外省族群在內，還有對新住民，沒有歧視的問題，只有適應方面的努力空間。

（七）富源村只有客家人住嗎？富源發展協會成員只限於富源村居民嗎？（2012/6/4）

文化館邱助理：富源村也住有阿美族，也興建KangKuGa部落教室讓族人學習族語。整個拔仔庄是以富源社區為中心，最左下邊是富民村，靠右下邊是富興村，過了溪是萬榮鄉有馬遠村的布農族，一樣也會來這裡參加活動，本協會從未限定居住地或族群參加資格，反而鼓勵各族群都能參與。各村都混居了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及外籍配偶的新住民。像富源國小傳統悠久的客家鼓藝隊，就包含各族群的小孩子們，他們相處融合，從不會因為族群文化差異而相互排斥，反而因為族群藝術更增進彼此的理解與情感連結。就拿我來說，從富源國小就參加鼓藝隊，幾乎這裡的小朋友都參加過這樣的民俗技藝，鼓藝也成為拔仔庄的傳統技藝，更是社區的共同文化。（訪談者按：的確，與兩位國小學生聊天得知，四、五、六年級可以參加鼓藝隊，是一種大家羨慕的榮譽，兩位都住富興村，一位是阿美族【熟諳一些客語】，一位是客家籍。）

（八）林老師最近都忙些什麼？學生對客家藝術展演很感興趣，希望給予指導。（2012/6/4）

蝴蝶谷文史工作室林負責人：客家藝術展演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意識到的問題，過去未曾重視過，現已有愈來愈多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我們拔仔庄也開始尋求一些藝術方面的專業指導，來為我們社區開發新的客家藝術，除了現有的印染、繪畫之外，東華大學的王昱心教授也常來為我們手工創作藝術品進行指導，也帶學生來研習。這方面仍持續希望東華大學給予協助，除帶動客家產業蓬勃發展外，最重要的是創造在地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增進社區共同文化圈的生活美感。

    承上所陳，拔仔庄確實是個典型的多樣性與多元化族群聚落；就算模範生的社區裡，仍須對東南亞籍外籍配偶自我肯認的重視度，畢竟是少數而易被忽視。各個村落的社區發展協會在競合關係之中，社區發展與營造工作可能因政府組織再造而由內政部轉移到其它部門，各部門之間互不構連的問題由來已久，常因政策僵化[15]而使得社區無所適從，甚或無法解決地方根本的需求，反而擴大城鄉差距的效應，這也讓偏遠鄉鎮的社區營造長年處於停滯狀態，也因此導致地方文化館或地方文化館變成蚊子館的主要原因之一。從坐落於富源社區的拔仔庄常民文化館及田野訪談中，也讓人發現到在文化政策上一種映射性（鏡射）的參照形式，亦即中央政府的重北輕南政策鏡射到重西輕東政策，再由地方政府重北輕南政策鏡射到社區內可能重主流而輕非主流的問題，族群藩籬、文化隔閡等次文化、次團體的概念，總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再出現，很顯然「多元文化」社區營造的離散與揉雜概念值得探入探究。

柒、           拔仔庄社區文化不怕失傳而只怕揉雜不完全

　　客家人的特質可分四方面來說，一是客家人的價值取向與心理認同：認為向外發展是有出息的，開拓、進取、奮鬥、拚搏為客家人重要的價值觀；二是生活現實：磨鍊出客家婦女刻苦耐勞、自尊、自信、自信的特質；三是客家人重文教：尊師重道；四是客家人個人意識強烈：個性好強、好勝、好鬥、好意氣用事及尚口談的毛病，不易妥協而易生嫉妒，不易接受批評而愛面子（劉錦雲，1994：53～64）。范揚松（1994：137～143）則對於臺灣客家人經營管理的觀念提出歸結性整理，一，事事以入世精神看待而尚現實生活利益為著眼；二，重視家庭倫理；三，重義輕利；四，名節面子主義；五，勤儉樸素；六，忠誠正直；七，講究人情關係；八，保守中庸性格；九，重功名輕實業。就筆者對客家人的觀點而言，軍人娶妻或擢拔企管人才或擔任隨從者，以客家人為宜；但客家人打交道時，絕對要言出必行與信守承諾，不可斤斤計較，言行舉止要謹慎和拘謹。然而，從筆者天生的原住民性格來講，較不易達成那樣的期待，仍須檢討策進與學習客家文化的精髓。

　　客家人的生活觀乃受到自古長期以來的顛沛流離之苦，乃為祖傳訓詁的硬頸精神，極為在意的是家族團結和名譽，及克勤克儉的生活；也許一般人認為客家人小氣或斤斤計較，雖然自我保護的敏感度很高，但絕不會佔人便宜，且很好客，乃因清苦而守成之故，若能深交則為忠實的莫逆之交。客家人有自己的傳統信仰，一般來講不太會去信奉西方宗教；所以，他們對內保守風格也正是傳承文化的基本要素，對外亦能適應多元文化生活的生存本能，這些特質優多於缺，而端視於我們如何用真誠以待的態度與客家人相處。拔仔庄的客家人本來就是完全脫離原生根源的移民，由於由西部移民到後山，為了生活而大多數人精通閩南語；歷經日治皇民教育的日本語，早年國民政府視客語為方言而統一講中國語（北平話），客家話長年以來成為正式場合的禁忌，但仍延續至今，只是大多的傳統習俗都已揉雜而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奇觀。

　　拔仔庄社區總體營造現階段願景：(1)建立社區觀光發展論壇，落實溝通社區居民意見；(2)妥為發展社區特色，營造社區文化品牌；(3)將社區族群美食與青草藥膳形成社區新美食主義；(4)有效增加農牧產品附加價值讓居民真正受惠；(5)具體開發客家加值文化與劇團的週邊產品(鍾瑞騰，2007：49～50)。拔仔庄社區營造現階段的困境：(1) 社區型產業其產業經營人力訓練，如何落實；(2) 社區型產業是維持現狀或擴大經營；(3)「人才專業化」能否解決「社區型產業」人才荒；(4)如何在不失原味的情況下，擴大經營；(5)「社區型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之法源依據(鍾瑞騰，2007：51～52)。

　　就本文田野地的拔仔庄而言，從蔡理事長的作為來講，的確極為重視多元文化的揉雜性與包容，這些都展現在城隍廟祭、鼓王爭霸、豐年祭，還有文化館的各種訓練班次，以及協會成員當中的多元族群性之揉雜文化的藝術展演。文化館並未對少數族群來自母國的文化介紹，易使少數族群產生疏離感，倘失去社區主流族群的肯認而如何讓少數族群對社區產生認同與情感連結的歸屬感，仍有需要努力的成長空間。自從去年在鳳林鎮長彭宗乾先生和讚炭工坊劉前校長的對話中，看到彭鎮長營造客家大鎮的決心、熱情，更見識到劉前校長所說：「我是客家人，也是鳳林的原住民。」一席話的震撼力，驚起四座，內心澎湃又打動人心，這其中的意涵只有當時的與會者才懂得他的「明白」。

　　拔仔庄從2005年以來，刻正積極發展社區文化創業產業，為鞏固社區族群融合的百年基礎與提高社區居民就業能力，不斷精進鼓藝、染巾、繪畫、美食、歌舞等訓練，每週固定排練，而且免費訓練各村各地各族群有興趣者，甚至還有慈濟技術學院與東華大學學生不辭辛勞來此練習。拔仔庄的常民文化館不僅成為觀光景點，而且亦是文化交流的藝術展演場所，整個社區的導覽動線則有常民文化館、門牌伯公廟、百年樟樹、白川神社遺址與興泉圳、靚染工坊、開庄伯公廟、水圳公園、興泉圳源頭、蝴蝶谷森林遊樂區、保安宮、昭忠祠、鍾家古厝、地下道陶版畫藝廊、鐵道公園、廾Y包子共和國等，彷彿露天社區博物館，加上四大時節慶季，儼然成為花東縱谷的主要觀光景點。惟在對於非中國籍的新住民母國文化之參與的配合度方面，包括社區教室給予東南亞籍新住民更多的學習資源，提供融入社區活動的服務與肯認，透過不同文化的族群藝術展演來表達社區主流族群對弱勢族群的尊重與關懷程度，這樣才能真正凝聚真正的社區意識與增進對於社區文化的認同。

捌、           結語

　　在客家人食、衣、住、行、育樂方面的生活美學當中，可以發現到一個藝術不滅定理，那就是把生活樸實化、簡單化，剩餘的時間用來辛勤工作；從樸實的製品中看到人生哲學，從簡單的設計中嗅出藝術價值，這些背後隱含著客家族群的生存鬥志與發展靭性。筆者雖不是道地的客家人，但一生都與客家人結下善緣，印象中他們生活簡單和樸實、工作勤奮；雖然在錢財上斤斤計較，但具有正義感、生活規律，且熱情好客。

　　生活美學不僅是藝術展演，也是一種文化創意商品的轉置，只有從生活化的藝術才能搭起不同族群友誼的橋樑。藝術商品要文化化，且萬萬不能文化商品化，否則有可能淪為少數文化工業投機分子（speculators）或文化販子（cultural peddlers）的操弄工具（spoofing materials）。從客家生活美學的角度出發，希望用什麼無形的語言來跟其他族群分享與溝通，亦即運用生活化的文化創意產業（an industries of the cultural originality），植基於離散的多元族群（a plural ethnic group of diaspora）中，建立揉雜性（hybridities）概念。總言之，客家人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的文創商品可以打破語言障礙（linguistic barriers）、文化隔閡（cultural estrangements），以及族群藩籬（ethnic hedges）。就拔仔庄的主流族群而言，在主流文化的復振工作與社區營造健康、安全、就業等氛圍，都有優異的表現；惟在呈現少數族群的揉雜文化與藝術展演方面，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期待明天會更好。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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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瑞騰 (2007)。《社區總體營造之個案研究──以花蓮縣拔仔庄社區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公共事務管理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生及文化工作者。畢業於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國立東華大學法學碩士。空軍備役中校。曾參與美海軍空戰演練儀訓(ACMI)及韓空戰訓練訪問。著作《空軍準則發展教範》。研究領域：航空通信、電子作戰、國防戰略、作業研究、運籌管理、資訊安全、公共政策、社區營造。

* MD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of th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uperviser: Prof. Lee)

[1] 閾限又稱「中介狀態」，即在一場通過儀式中，非常重要的邊緣或介於中間的階段（in-between）（徐雨村譯，2005：350）。閾限係指轉變的狀態或階段，如童年和比較偏社會與政治的認同之間的轉變，亦可指「抛棄角色，破壞結構」的認同轉變。閾限空間是多種族的同儕團體可以重塑定義認同的文化符號和象徵的地方，接受不同的族裔，抛棄種族歧視的偏見（Back, 1996:244）。

[2] Soja認為第三空間即在累積性的三元辯證（trialectics）中包含了前兩項，提供「真實暨想像空間多重性」的概念；第三空間支持某種後現代文化政治，索雅稱其主要策略為「生三成異」（thirding-as-othering）；此為插入「一組其他選擇」（an-other set of choices）的決定，以突破二元配對知識和政治生活的侷限。Homi Bhabha的「第三空間」亦在超越二元思考，尤對殖民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的層級，但並不是Soja所講的「真實暨想像」的都市空間，而是他將其理論化為揉雜（hybridity）的文化意義和認同的「間隙」（in-between）空間（王志弘等譯，2003：384～385）。

[3] Hall所示的「離散最初所指涉來自於一個地方而現卻歸屬於另一個地方」，另Gilroy也對這個離散的意義提出更具體的概念，正如他的論文標題：〈不是你從哪裡來，而是你在哪裡〉（It ain’t where you’re from, it’s where you’re at.）（陳以新譯，2008：49）。

[4] 「揉雜」（hybridity）係喻指書寫離散的作家經常投身於混雜的混合性概念之中，表現於位居「邊緣」（at the edge）或與離散相接的觸點。當離散者在遷徙場景中與接納國交遇時，混雜就是描述這樣的文化混融狀態（陳以新譯，2008：119）。

[5] 「文化差異」有別於「文化多元主義」是一種假平等主義──將不同文化據在同一時間裡；此外，文化差異亦有別於「文化相對論」的基本看法是：「將不同的文化時間性擺在同一個『普遍』的空間裡」（彭淮棟譯，2004：337）。

[6] Jean-Francois Lyotard在《歧異》(differend, 1983)提出是一種涉及兩方的衝突狀態，不同類型之間缺乏可以同時運用到兩方論點的判斷規則，而無法公平解決才叫通則（Lyotard, 1983:xi）。

[7] Bart Moore-Gilbert在《後殖民理論》（The Postcolonial Theory）一書中指出，Homi Bhabha在後殖民理論中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必須尊重文化差異與「不可翻譯」（延譯，differand）的認同元素（彭淮棟譯，2004：337）。

[8] 據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指出中原主要在黃河流域以南，長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漢水流域以東。「中原」廣義是指黃河中、下游或整個黃河流域；狹義是指以今日河南省為中心，向北包括今日山西省東南一隅，向東包括今日安徽省和江蘇省北部一小部分地區（曾逸昌，2002：7）。

[9] 參自文化部地方文化館網站（2012/04/20）。

[10] 為芥菜經過踩壓並除去水份後，用陶甕加鹽醃漬，並加石頭鎮壓，使芥菜出水，經一個星期左右變成酸菜。由於要將填好酸菜的甕倒過來，不讓香味散去，又俗稱「覆菜」；但蔣公認為覆菜的稱呼不討喜，則取名為「福菜」（曾逸昌，2002：440）。

[11] 將酸柑洗淨、風乾、去皮、桔肉分離、去子，桔皮含苦澀甘油，用熱水燒燙80分鐘，加鹽、辣椒、糖等攪拌，俟金黃色濃汁攪出後再等一天冷卻，才能用機器攪碎裝瓶（曾逸昌，2002：440～441）。

[12] 「巴大過斯」──派遣特使報訊息，是一項古老的習俗，每年舉行豐年祭的前一天，年輕力壯的阿美山胞，都要跑步到遠近各部落專程邀請禮聘貴客一起來參與盛會，南邊遠到台東的馬蘭，北邊則至田蒲，凡是受邀請的部落，均由頭目帶領數十位長老攜貢品依約赴會。

[13] 阿美人特重年齡階級組織的具體表徵，除了敬老，並接受老人的再教育之外，阿美老人並得藉此時仔細觀察族中青年的言行舉止，趁機選女婿及拔擢領袖人才。

[14] 屬於年輕人的最高潮活動，阿美族青年男女在迷人月光下，進行羅曼蒂克的擇偶求愛，由夜晚一直持續進行到隔日清晨。

[15] 「政策僵化」(Policy Perversity)為荷蘭Rotterdam的Erasmus大學教授Walter J. M. Kickert於1997年著《西歐公共管理與行政改革》(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Western Europe)乙書中所提出的，意即政府行政革新的過程中，常會產生許多未意圖的、未預期的，甚至不受人民歡迎的政策結果(吳定，20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