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1-13 16:34:51徐江屏
已然混亂的價值觀
早在幾個月前就答應朋友要寫篇有關台灣社會普遍存在價值觀混淆問題的文章，提醒著這問題衍生影響社會最基本價值所可能造成的後果。當時的問題背案是民意代表們強烈質疑警方取締交通違規事件的方法，有與民爭財的弊病，那時說得最嚴重的一種提法，就是政府財政困難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搶錢。這種民粹式的思維或許側重在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情義層面，但對社會法治觀念的建立，並沒有正面的助益。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當時輿論似乎也以為這是政府部門施政不當，要求檢討的不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違規行為，而是強烈抨擊警方執法的手段及方法，彷彿違規是一回事，政府強力執法又是另一回事。
這已經不是個習慣說理的社會。當事件發生時，閃過腦海裏的永遠是這樣反應到底對生活會有什麼影響？收到一張張違規罰單，確實會造成經濟上的實質損失，也就完全忘了才剛在回來的路上咒罵過違規超車的飆車手，憎怒於警察對這種事情彷彿視而不見。交通安全處罰條例制定的目的如果只是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那當然是政策失當。如果是為了能讓用路人都有一套共有的規則得以遵守，得以從中得到更大的便利，為什麼要用種種詭奇的手段及方法去破壞必須建立起來的認知，打擊執法者的威信，然後才在失序的狀態下重新要求政府能有所擔當，強力執法？
這該只是冰山一角，民主在台灣的施行越來越走向以選舉為導向，選民是不能得罪的，民粹強力運作的結果，民之所欲，能不從之？而當失衡的價值觀成為社會普遍的共識，因勢利導，我們又能如何享有安樂的生存環境？
換個場景觀察，就更令人擔心害怕了。台北捷運公司爆發集體貪瀆弊案，市府高層在輿論壓力下，做出處份，捷運公司並將涉案人員移送法辦。捷運工會在媒體前公開希望捷運公司能收回成命，給犯錯者一個機會。也有的員工表示，他們所貪的也不過是二十、三十元的小錢，就像把辦公室裏的原子筆、影印紙帶回家一樣，難道就必須承受如此嚴重的處份嗎？工會幹部說，這些涉及貪瀆的大多是六七年級生，涉世不深，不知道自己的所做所為這麼嚴重，因此而斷送他們的工作機會，是否過當？捷運公司根本不顧勞工應有的權益。
這些話聽起來都是多麼刺耳，在民主社會裏強調個人權利，必須建基在應有的法治觀念基礎上，才有意義，否則不單會失去應有的正義原則，更會因而破壞原本辛苦建立的秩序，到頭來受傷害並付出代價的往往是社會中的所有人。稍有邏輯概念的人，撇開意識型態的糾葛（這是台灣社會另一個隱藏在悲哀），也都能明白那分明是強詞奪理。但工會幹部說得如此義正辭嚴，如果不是心中如此堅信，如何說得出口？
透過媒體的報導，雙方說法是平衡了，但社會的價值觀又再一次混淆。捷運乘客如果逃票，所要付出的是票價五十倍的代價。為什麼捷運員工逃票篡改電腦紀錄以謀私利，就不該依規定處理？惡小歸小，依舊是惡，對社會而言仍是負面的示範，怎麼會以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
再提一個可能會有爭議的例子。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連戰近來被媒體揭發未依實申報名下財產，國民黨的說法不一，但基調卻是以不知道回應，並說依照監察院財產申報規定，不足財產5%以下的未申報財產可不罰。於是政治人物就依此認為自己的誤失是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並指責對手在媒體大登廣告不實抹黑，手段惡劣。這種辯解的方式，不是和捷運公司集體貪瀆員工的情緒反應模式相仿？這又會不會是種錯誤的示範？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說得越多，越突顯了台灣社會正在面臨的一場價值混亂的風暴。執械搶便利商店的現行犯可以說他只搶到五十元，所以要警察大家放他一馬。闖空門的無功而返被捉，也可以辯稱自己的犯行並沒有造成他人實質的損失，所以可以不罰。一般平民百姓必須遵行法律所規定不得觸犯的行為，否則就要接受處罰；政治人物卻以為自己的行為也能比照辦理，而不必顧及其公眾身份所獲致的利益而忽略其所同時肩負的社會責任，所以如蔡啟芳侯水盛這般口無遮攔的譬喻攻擊雖然引起輿論撻伐，自己卻覺得沒有錯，怪別人惡意中傷，這種媒體示範，這種公眾人物的自我要求，又能給社會建立起如何高標準的價值觀？又怎麼能讓越來越民粹的操弄導正回該有的正途？
這顯然已經是社會普遍的認知，以為只要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只要義正辭嚴的攻擊別人，就能轉移社會關注的焦點，就能把自身的問題轉嫁到他人身上，自己不用負責。所以收到交通違規罰單，問題絕對不在自己超速或闖紅燈，而是政府設陷阱陷人於不義；交通警察在天橋上攝影採證，成了不當的取締手段；就算真被當場逮到違規，也能義正辭嚴的辯稱交通警察應該以勸導為主，取締為輔。錯全不在自己。
所以政治人物也能忽略說明自己家產取得的途徑，而逕指對手抹黑，誤引資料，彷彿說明財產取得只是小節，不足掛齒。也能以忽略焦點的手法將選舉議題導向國族認同而閃避治國無方的指責，彷彿什麼事都未曾發生。價值觀成了虛無的標記，只要學會了找出對方的缺失，一切就跟自己無關。
如果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未來，怎麼還有臉面對我們的下一代，告訴他們在島國上的先輩們辛苦所耕耘播種的田地裏，所長出來的竟是仇視對立的果實。把解決不了的問題，留給我們可憐的下一代再重新面對一次。這混淆的價值觀體系，到底還有沒有重整的可能？沈重的問題，悄悄問問自己，答案，到底是什麼？
這已經不是個習慣說理的社會。當事件發生時，閃過腦海裏的永遠是這樣反應到底對生活會有什麼影響？收到一張張違規罰單，確實會造成經濟上的實質損失，也就完全忘了才剛在回來的路上咒罵過違規超車的飆車手，憎怒於警察對這種事情彷彿視而不見。交通安全處罰條例制定的目的如果只是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那當然是政策失當。如果是為了能讓用路人都有一套共有的規則得以遵守，得以從中得到更大的便利，為什麼要用種種詭奇的手段及方法去破壞必須建立起來的認知，打擊執法者的威信，然後才在失序的狀態下重新要求政府能有所擔當，強力執法？
這該只是冰山一角，民主在台灣的施行越來越走向以選舉為導向，選民是不能得罪的，民粹強力運作的結果，民之所欲，能不從之？而當失衡的價值觀成為社會普遍的共識，因勢利導，我們又能如何享有安樂的生存環境？
換個場景觀察，就更令人擔心害怕了。台北捷運公司爆發集體貪瀆弊案，市府高層在輿論壓力下，做出處份，捷運公司並將涉案人員移送法辦。捷運工會在媒體前公開希望捷運公司能收回成命，給犯錯者一個機會。也有的員工表示，他們所貪的也不過是二十、三十元的小錢，就像把辦公室裏的原子筆、影印紙帶回家一樣，難道就必須承受如此嚴重的處份嗎？工會幹部說，這些涉及貪瀆的大多是六七年級生，涉世不深，不知道自己的所做所為這麼嚴重，因此而斷送他們的工作機會，是否過當？捷運公司根本不顧勞工應有的權益。
這些話聽起來都是多麼刺耳，在民主社會裏強調個人權利，必須建基在應有的法治觀念基礎上，才有意義，否則不單會失去應有的正義原則，更會因而破壞原本辛苦建立的秩序，到頭來受傷害並付出代價的往往是社會中的所有人。稍有邏輯概念的人，撇開意識型態的糾葛（這是台灣社會另一個隱藏在悲哀），也都能明白那分明是強詞奪理。但工會幹部說得如此義正辭嚴，如果不是心中如此堅信，如何說得出口？
透過媒體的報導，雙方說法是平衡了，但社會的價值觀又再一次混淆。捷運乘客如果逃票，所要付出的是票價五十倍的代價。為什麼捷運員工逃票篡改電腦紀錄以謀私利，就不該依規定處理？惡小歸小，依舊是惡，對社會而言仍是負面的示範，怎麼會以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
再提一個可能會有爭議的例子。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連戰近來被媒體揭發未依實申報名下財產，國民黨的說法不一，但基調卻是以不知道回應，並說依照監察院財產申報規定，不足財產5%以下的未申報財產可不罰。於是政治人物就依此認為自己的誤失是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並指責對手在媒體大登廣告不實抹黑，手段惡劣。這種辯解的方式，不是和捷運公司集體貪瀆員工的情緒反應模式相仿？這又會不會是種錯誤的示範？
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說得越多，越突顯了台灣社會正在面臨的一場價值混亂的風暴。執械搶便利商店的現行犯可以說他只搶到五十元，所以要警察大家放他一馬。闖空門的無功而返被捉，也可以辯稱自己的犯行並沒有造成他人實質的損失，所以可以不罰。一般平民百姓必須遵行法律所規定不得觸犯的行為，否則就要接受處罰；政治人物卻以為自己的行為也能比照辦理，而不必顧及其公眾身份所獲致的利益而忽略其所同時肩負的社會責任，所以如蔡啟芳侯水盛這般口無遮攔的譬喻攻擊雖然引起輿論撻伐，自己卻覺得沒有錯，怪別人惡意中傷，這種媒體示範，這種公眾人物的自我要求，又能給社會建立起如何高標準的價值觀？又怎麼能讓越來越民粹的操弄導正回該有的正途？
這顯然已經是社會普遍的認知，以為只要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只要義正辭嚴的攻擊別人，就能轉移社會關注的焦點，就能把自身的問題轉嫁到他人身上，自己不用負責。所以收到交通違規罰單，問題絕對不在自己超速或闖紅燈，而是政府設陷阱陷人於不義；交通警察在天橋上攝影採證，成了不當的取締手段；就算真被當場逮到違規，也能義正辭嚴的辯稱交通警察應該以勸導為主，取締為輔。錯全不在自己。
所以政治人物也能忽略說明自己家產取得的途徑，而逕指對手抹黑，誤引資料，彷彿說明財產取得只是小節，不足掛齒。也能以忽略焦點的手法將選舉議題導向國族認同而閃避治國無方的指責，彷彿什麼事都未曾發生。價值觀成了虛無的標記，只要學會了找出對方的缺失，一切就跟自己無關。
如果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未來，怎麼還有臉面對我們的下一代，告訴他們在島國上的先輩們辛苦所耕耘播種的田地裏，所長出來的竟是仇視對立的果實。把解決不了的問題，留給我們可憐的下一代再重新面對一次。這混淆的價值觀體系，到底還有沒有重整的可能？沈重的問題，悄悄問問自己，答案，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