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
周婉窈 編
1997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我忘了這本書買了多久，只記得是有一年的國際書展買的，擱了許久，從台北搬回高雄，從高雄到退伍，然後一個念頭，上禮拜我把這本書自書堆中取出閱讀。很多書的閱讀都是這樣的，明明買了很久，一邊讀一邊懷疑怎麼可能擱到現在才讀這本書，早該讀這本書了。同這一個禮拜讀完的《所羅門王的指環》（Knorad Lorenz 1949）也給我同樣的感覺，但《所》這本書不是我花錢買的，所以罪惡感相對輕很多。

我的台灣史啟蒙跟我的政治啟蒙有很大的關係（在此姑且把政治定義為政黨政治），高中的時候謝長廷空降高雄競選市長（1998），我偶然地去造勢晚會，當時民進黨的競選晚會跟現在很不一樣，許多政治人物輪番上台演講，講的是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美麗島運動、族群政治、地方自治、海洋城市……姑且不論這些演講的史實、立場是否可信獲值得支持，但起碼在那個時候給我帶來很大的認同震撼！（我想任何一個忠黨愛國教育長大的小孩都會覺得很震撼吧！）這也影響到後來我明知不被看好地去讀東吳政治系，以及，很多人至今都把我當作綠營人士！

然後大學期間我聽過楊照的台灣經濟史、陳芳明的台灣史及台灣文學史、李筱峰的台灣史，後來還跑去歷史系聽詹素娟老師的台灣史。其中陳芳明老師給我很基礎的台灣史知識，以及一種寬容且同感情的台灣史觀（姑且不論陳老師引發的一些台灣史爭論）；詹素娟老師（我今天還在原住民電視台看到她，呵！）則不強調所謂「史實」認識與考證部分，反而強調「人們相信什麼」的討論，並且根本地提醒我很多台灣史的論述陷阱。

大多數的台灣史課程都給我帶來很不一樣的視野，如果我把高中聽政見發表，也當作我的台灣史課程經驗，我必須說閱讀台灣史有很多精彩之處，一方面挑戰了我在傳統教育底下對「台灣」一詞的想像，一方面我也在閱讀台灣史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很有趣的主題，特別是關於政治認同的部分。我在讀《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也有太多意外的主題發現，或起碼跟我認知的台籍日本兵有好些落差。

首先我們熟悉台灣有一群隨國共內戰遷徙來台的軍人，這群人隨著七七事件、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以及蔣介石政權等歷史敘事出現在我們的國民歷史教育裡，更在反共文學中，成為當時文壇的書寫對象。也許有些人不同意，但我傾向認為這些人有許多收編於國民黨的政治認同，在當時情境底下也不得不依附國民黨而生，後來趙彥寧、胡台麗的榮民研究，以及蕭菊貞拍攝紀錄片《銀簪子》也許都給我許多感動，但也都指出在在認同依附之間的剝削關係。在《台》書中有的台籍日本兵雖然會比較政府對待榮民與台籍日本兵的懸殊差異，但我並不認為這樣的比較有何積極意義。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中國兵享有的政府照顧（他們很多也受盡政府剝削，只是未被看見），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隨戰爭影響的政權轉變底下，個人與政治體之間的關係。

我們往往熟悉於媒體裡二分對立的政治態度，統∕獨、親中∕親日，彷彿所有具有日本經驗的台灣人，或是為日本征戰的台灣人，具有一定的皇民化認同，或在政治上以懷念日本抵抗中國認同，一邊的人罵著台灣人「數典忘祖」，一邊又如金美齡慶幸台灣當年割讓給日本。然而《台》書上許多對談人卻絕不是可以這麼清楚二分：許多人清楚地抗議日本人以欺騙、被迫方式徵調從軍（當然也有真實志願的），又在戰後未于以應有的戰後撫卹，以政權轉移為由，逃避應有的政治責任。如果我們把這個立場帶到台聯黨主席參拜靖國神社的爭議，恐怕參拜並不足以安慰亡魂，更重要的是追究日本在戰爭裡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但當時各黨為了國族立場辱罵對抗，也就沒人管戰後撫卹這麼多了！

另一個問題是台籍日本兵從軍是志願或欺騙，這跟慰安婦的問題如出一轍。如果根據《臺日官方檔案慰安婦史料彙編》（2001 南投：臺灣省文獻會）以及其他民間資料，我們可以確信慰安婦有著自願與欺騙被迫的差異，這是目前政治檯面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說法（我就是說杜正勝部長啦！）因為政治對抗的兩方只願意單純地相信都是被迫的或都是自願的，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在引伸為早期自願與被騙被迫提供戰場性服務的主題，並且連結到我們當下對「性產業」的爭議，可惜我目前幾乎沒有看到任何相關的對話。但我想不論台籍日本兵或是慰安婦，有著各自不同的戰爭經驗，自願前往戰場者，也未必最終全然認同戰爭經驗。然而政治新聞對歷史事件的炒作往往化約了我們的理解，彷彿所有慰安婦都是最嚴重的性受害者，彷彿所有台籍日本兵都是「英魂」，抹除差異近乎於暴力。

座談會記錄裡有關於戰後台灣在地的政治轉變，即便以前在許多地方已經讀過，但每次重讀還是覺得怵目驚心。這是怎樣的政治轉變：一片土地及其住民從歸屬的日本戰敗國到轉移的中國戰勝國？在此先擱置「台灣地位未定論」的爭議，就戰爭前後國家權力的轉移與認同這件事就足以驚人！台籍日本兵更戲劇性地（也真實性地）呈現這個轉折，當時或自願或被迫為日本出征的台籍日本兵，離開本地到南洋或其他戰地，在確知日本戰敗的同時，竟也轉變成為戰勝國的政治控管。好些人回到台灣之後，熟悉的日語不能使用，國家的、文化的認同被迫轉移。甚至有人因為日語教育為主，對母語不熟悉，也不懂華文，在戰後台灣成為不能言語的一群人。我記得楊照在《倉皇島嶼》（1996 台北：遠流）曾經藉以心理學的「失語」來形容這處境。如果依據薩皮爾-沃夫假說（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認為語言做為人們具像認知世界的途徑，那麼「失語」的人們，也失去了他們對世界所賴以支持的想像。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問題延續到其後戒嚴時期的「國語政策」，其政治暴力形式，也是如出一轍的。當然我們沒必要假設當時多數人們有高度的日本認同，以致於政治認同失落，但我傾向認為日治時期（以及清治時期）台灣人自我政治認同並不清楚，但日本應該是最早引界現代民族國家概念進入台灣的，我們對於民族與國家的辯證，也是從彼時開始的。最令我感到興趣的是當時不同的人，如何去思考自己跟日本、清國（及其後中華民國）的關係？我往往覺得我們對早期台灣史的討論一廂情願預設當時人們的（中國？日本？台灣？）國族認同，我卻更懷疑當時「國族認同」這件事到底是否真實存在？！或者有多大深度？！

座談會記錄的一個主題在於賠償問題，老實講我讀完還是有點懵懵懂懂，但我關心的主題更在於我們對歷史正義的討論。早期因為戰後和約，蔣介石放棄日本賠償問題，就是中學歷史課本裡所謂「以德報怨」。戰後台籍日本兵因為國籍的轉換，加上戰後和約不追究賠償的說法，所以日本政府以這上述兩個理由拒絕了對台籍日本兵積欠薪水、保險的賠償。又，因為戒嚴時期的政治控管，致使賠償問題拖延至戰後半個世紀未解。於是同樣為日本打仗出征的人們，因為戰後國籍的差異，日本兵得到日本政府的戰爭撫卹，台籍日本兵卻因為國籍不同，連戰爭末期的薪水都領不到。戰後，台籍日本兵又因為台灣內部政權的壓力，無以對自身戰爭賠償發聲；另外，在同一個時間裡，台灣的中國兵得到了政府的照顧、撫卹（即便也很有限），於是出現了「相對剝奪感」，更顯得卑弱。

也許我們可台籍日本兵的主題，帶到民族國家與人權的議題。我們以為人權具有「普世」價值，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可是卻不得不認識到人權、正義的實現，又往往需要現代國家作為中介者實踐，於是出現前後矛盾，而台籍日本兵就是在這樣思維邏輯當中被徹底地犧牲。正如同座談會中，許多台籍日本兵會比較日本政府對於日本及戰爭遺族撫卹與台籍日本兵天壤之別的差異對待，而國民黨政府又對中國老兵與台籍日本兵的差異對待。台籍日本兵在戰前因為不是中國籍，在戰後因為不是日本籍，所以既不得到日本政府的戰後撫卹，也得不到國民黨政府的道德撫卹。他們錯身在歷史中，成為最政治不正確的歷史小人物。

當然我並不同意因為國家才是終極的人權實踐中介，所以我覺得台籍日本兵的討論更有助於我們對此類問題的反思。相對的，我認為台籍日本兵刺激了我們對戰爭與人權的思考，更雙重見證了國族與戰爭的荒謬。然而，前段時間關於台聯參拜靖國神社的爭議中，這樣的反省卻不見於我們社會，取而代之的對話還是藍綠統獨的二元思維。

Hoching 05.03.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