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進行政治拜會的原因在於我們很清楚重大開發的決策者為政府高層，高層與財團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有一些潛規則存在。

但就我個人採行的策略而言，拜會即是一種關係的建立，有對話、有壓力，有探底線。同時，也讓下面的技術官僚了解，民間跟政府高層是有對話的。

在2006年，我們在蕭新煌教授協助下，施信民創會會長與陳椒華會長，針對反八輕拜會陳水扁總統，交換意見。後來得知隔一個禮拜後王永在也去拜會總統，聽說有談到八輕大煉鋼廠事宜，但是總統當時沒有承諾。

在紅衫軍事件期間，我們也安排總統會勘湖山水庫預定地。運動的成功與否，是需要多方、一點一滴累積。關係、信任建議需要很長時間，但破裂可能一下子就達成。

關係破裂，要修補可能會永無止盡。所以，爲環境未來，個人成見與利益都要降低，要以大局為重。

爲了了解核四停建的真相，我們也有會利用拜會過程與政治人物對話，拼湊藍圖。當年關鍵人物，游錫堃、張俊雄我們都有對話過，也從釐清誰是關鍵決策者。

環保團體拜會政府官員的消息若曝光，底下的技術官僚會意識到環保團體跟高層有互動，所以我任內參與舉辦的四次全國NGOs環境會議，除一次在台中，總統不便參與外，其他三次都有出席。對我而言，我很清楚某些環保問題需要透過政治力量來解決。

透過政治拜會瞭解高層立場外，也給政府官員壓力，讓他們做決策時能多點深思。例如陳水扁總統在2007全國NGOs環境會議提出要興建蘇花高必要性，當天我要大家舉手表示立場，隔天變成各報頭條新聞。

但正因為總統在公開場合宣布這消息，環保團體得知訊息表明反對立場後，蘇花高的興建議題立刻從冷門變成全國關注，延燒到2008總統大選。我個人判斷，通過的機率就很低，原本冷門的環保議題借總統之嘴而廣為人知後，未嘗不好。

所以NGO要懂得借力使力，更不能與最上面的政府高層關係斷掉，為雙方保持一點彈性空間，畢竟環境運動背後會牽連到政治計算。在台灣現況、現實點，不能太天真浪漫相信可以透過公民的力量達成目標，除非台灣NGO與中間選民的力量夠強，舉例來說，六輕會有離開宜蘭是因為有陳定南介入、七輕會離開七股是因為蘇煥智，背後還是有政治操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