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學家Humphreys於1960年代從事公園公廁中男男同性性行為的研究，他為了觀察又不想參與性行為，結果找到了一個把風者的角色，在沒有影響田野的情形下，可以從事長期自然的觀察與紀錄。為了更進一步瞭解他觀察的對象，他記錄了這些人的車牌號碼，然後透過警局，得到車主的個人資料。再參與一個政府的調查計畫，登門拜訪這些男人。這篇博士論文後來出版了「公廁交易」這本書籍，也得到美國社會學C. Wright Mills的出版大獎，但是隨即也遭到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研究倫理，天理難容。他因而無法留校任教，也影響了他指導教授的研究計畫補助。這個事件，成為以後社會學學界討論研究倫理的重要案例，許多研究者閱讀這本書不是為了瞭解同志研究，而是為了討論研究倫理。有關支持與反對其研究的各種論點在此不贅述，我在「危險與秘密」這本書中的一個章節曾有描述。
我第一次與Laud Humphreys這個名字邂逅應該是在紐約市立大學就讀環境心理學的時候，只是已經不記得是在「研究方法」還是「環境心理學」的課程知道了這個書名「公廁交易」（Tearoom Trade）。真正閱讀此書，則是因為在舊書店碰巧買到這本書（雖然已經出版三十餘年，仍然在書店陳列銷售，只是新書定價約美金30元，不是一般學生所能負擔）。當時讀到書中研究方法（社會學家作為窺視者）描述作者在公廁中找到「把風者」（watch queen）的位置進行男男性行為觀察這一章節，讓人印象深刻。此後，也經常在質性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倫理的書籍中，一次次與Humphreys再度相遇。去年到美國開會，在紐約舊書店又發現了Laud Humphreys的傳記（同性戀與社會學的預言家Laud Humphreys: Prophet of homosexuality and sociology）這本書，特地不交由書店郵寄到台灣，等不及就在飛機上閱讀。這才更進一步知道了他這個充滿傳奇的一生（以後有空再寫）。
這裡先提出來二個有關研究倫理的難題。（1）Humphreys後來出櫃了，也結束了婚姻。而且很有可能他在公廁擔任把風者角色，只是一種表面的說詞（在那個恐同的60年代），他很有可能也參與了公廁中的公共性行為。如此一來，他其實是在研究自己（我群）。他的研究方法當然還是有爭議，可是對於他的研究倫理的批評，會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修正呢？
（2）加拿大政府曾經使用監視器、波士頓大學警察也入侵男廁，將其中發生性行為的男性抓起來。很多學者反對Humphreys的公廁研究，其中一個理由是怕傷害到研究對象，也就是在公廁中進行同性性行為的人。只是這些學者，在面對加拿大/波士頓大學警察入侵公廁的事件時，他們的態度又如何？可以同意警察的作為嗎？這是一個真正的試煉。很可能反對Humphreys研究的學者，就是支持加拿大/大學警察所作所為的學者，如果如此，那麼他們對Humphreys的攻擊，有可能其實並非為了保護公廁中的男性。Humphreys使用不對的研究方法，但是研究目的與後果卻是為了幫男同性戀者講話（平反污名）。上述學者會不會其實不是為了保護，相反地正因為Humphreys要保護男同志，所以反而引起他們的憎恨。
（附帶，只是突然想到，有些義正辭嚴的正義之士，反而經常是不重視人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