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刊《科學時報》（北京）2010/12/ 23

我和金濤兄1990年訂交，但早在1984年，就讀過他的科幻小說《月光島》。兩人訂交後，時有書信往來，偶而還會收到他寄來的新作。最近收到他的文集《歲月遺痕》（圖 →→），對金濤的認識，算是更深入一層。

拜讀《歲月遺痕》之前，只知金濤是安徽人，北大地理地質系畢業，到過南極等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採訪，以科普、科幻知名，曾擔任科普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歲月遺痕》使我得以略窺其青壯時期的人生脈絡，異日如果有人研究金濤（相信一定會有），該書無疑是最重要的史料。

《歲月遺痕》由學苑出版社出版（北京，2010），共414頁，分為「往事」（頁3~198）和「書話」（頁201~413）兩部份。該書沒有自序，以簡短的「後記」（頁414），說明將一些寫於不同年代的文章集結成書的緣由，末兩段說：

第一部份（往事）收入的文字，多多少少也折射了我的生命的一部份…尤其是我有幸經歷的一些事情，如今早已被泥土和岩漿壓成了沉甸甸的化石，也許我親眼所見的僅僅是一鱗半爪，隨著無情的歲月流逝，知道的人也就日漸稀少。

其中許多人如同劃過夜空的流星，消失在遙遠的天盡頭。我對他們的眷念越發深長，也迫使我想方設法盡早地把文字變成能抵禦時光之劍的鉛字。

本書的第二部份（書話）是退隱林下的收穫，它是偶有所得的感想，也是「我思故我在」的見證，僅此而已。

從中可以看出金濤對這兩部份的態度，雖然「書話」的篇幅較「往事」略長，但在金濤心目中的地位，顯然沒有「往事」重要。

《往事》
「往事」部份由15篇採訪或回憶性文章構成，幾乎都是珍貴史料，篇名依次是：嚴濟慈先生談錄、訪十世班禪、我師張景哲、巴金印象、隨吳曉鈴遊琉璃廠、他擁抱著南極──記海洋生物學家吳寶鈴、葉老與老葉、賈祖璋：中國的法布爾、胡風：一次夭折的報導、在魯迅研究室的日子、圍繞傻子瓜子的風波、戲劇家沒戲的日子、他長眠在南極冰原──記高欽泉、南沙溝訪楊絳、與恐怖襲擊擦身而過。以下筆者試著依據時間先後，簡介其中10篇，藉以理出金濤青年至壯年的人生脈絡。

金濤1957年秋考進北大地理地質系，同年張景哲返國任教，大四跟隨張教授做論文，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我師張景哲〉（頁64~73）以文學之筆，敘述張教授的道德學問和愛國情操；文中也透露，金濤畢業即被迫改行，未能從事他所喜愛的專業。文革後興起出國熱，張教授的三位在美出生的女兒相繼前往美國發展，接著張夫人赴美依親，最後連曾經發誓不再踏上美國一步的張教授也去了美國！文末藉著三次春節期間造訪恩師，將感傷的情緒一步步疊高，散文功力令人讚嘆。

文革時，著名戲劇家曹禺失去一切光環，〈戲劇家最沒戲的日子〉（頁157~164）敘寫文革時與曹禺交往的點點滴滴。金濤說：「依我看來，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後，我們根本不可能認識，更談不上有任何交往。」金濤以他擅長的白描，寫活了曹禺的滑稽突梯，也寫活了時代的荒謬。「不久，我開始了多年『最沒戲』的日子，離開北京，上了五七幹校，在廣闊大地掏大糞、啃地球去了。」四人幫倒台後若干年，金濤在人民大會堂遇到曹禺，這時他已恢復一切光環，「他老人家在人民大會堂大廳裡拄著拐杖，不禁令人想起在紫禁城裡騎馬。我們駐足相視約五秒鐘，大約是我太老了，他認不出我了，終於擦身而過。」

文革後期，金濤回到北京，供職新聞界，但心境茫然，苦悶至極。1975年10月周海嬰上書毛澤東，內容涉及魯迅書信出版及魯迅研究，毛親自批示「立即執行」，當年11月就設立了「魯迅研究室」。金濤與周海嬰相識，成為研究室的成員。〈在魯迅研究室的日子〉（頁137~142）就是敘說這段經歷。金濤負責編輯《魯迅研究資料》，及調查訪談，曾走訪茅盾、楊霽雲、曹靖華、蕭軍等，從蕭軍口中證實，1930年代曾抨擊魯迅的「狄克」，即張春橋。1976年10月，四人幫覆滅，「新時代的曙光，召喚我重回新聞戰線，我再也無法平靜地在書齋裡做學問了。」

金濤於1979年奉命籌劃《光明日報‧科學副刊》，同年2月間第一次到上海訪問巴金。金濤請巴金寫篇文章回憶生物學家朱洗，巴金欣然同意。1882年2月，金濤再次訪問巴金，請他為《中國科幻小說大全》寫序，巴金不肯，理由是：「我要為讀者寫出作品，而不是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巴金印象〉（頁74~80）描寫生動，是研究《隨想錄》時期的巴金的珍貴史料。

文革時期，著名科普作家、《鳥與文學》的金濤賈祖璋先生下放福建，1979年金濤因編輯《光明日報‧科學副刊》輾轉找到遠謫福州的賈先生，賈老應邀寫成〈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同年6月刊出。葉至善（葉聖陶之子）在《賈祖璋全集》序中說：「我們在報上讀了賈先生的新作〈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真是好題目，好文章…賈先生這篇小品同時吹響了科學普及的號角。」金濤說：「這篇文章也生動地反映了經歷十年浩劫的磨難，迎來光明的喜悅的賈老心情。」見〈賈祖璋：中國的法布爾〉（頁112~122）一文。

1982年11月，金濤在《光明日報》分6次刊出長篇通訊〈安徽滁縣地區大包幹生產責任制紀實〉，接著於12月20日刊出〈傻子和他的瓜子〉。〈圍繞傻子瓜子的風波〉（頁143~156）詳述這篇報導的前因後果。所謂傻子瓜子，是指蕪湖個體戶年廣久，外號傻子，他生產的瓜子以「傻子瓜子」為商標，由於品質優良，價格低廉，使得國營果品公司不得不跟著降價。這篇報導牽涉經濟改革的社資之爭，引起高層關注，以致鄧小平多次發表講話，才平息了由此引發的歧見。

〈他常眠在南極冰原──記高欽泉〉（頁165~175）一文，敘寫金濤1984年前往南極採訪報導的來龍去脈，既寫所見所聞，也寫高欽泉其人。高欽泉是中國南極事業開拓者之一，金濤生動地刻畫出高的形貌、聲口。途經紐約，高欽泉讓金濤出去看看，自己足不出戶，金濤寫道：「後來才知道，他隨身帶了大筆美金，是為考察隊採買食品和支付船隊停靠碼頭的費用…高老在紐約沒敢出門，每天守著那沉甸甸的保險箱。」然而，這位生龍活虎的山東大漢，卻因操勞過度早逝，埋骨南極。金濤以富有感情的筆鋒，寫下他的誠摯懷念。此文和〈我師張景哲〉，同為不可多得的懷人佳作。

1987年，金濤曾訪問錢鍾書夫人楊絳，〈南沙溝訪楊絳〉（頁176~181）即敘寫此事。當時《光明日報》有個不定期欄目「文壇漫步」，由金濤採訪。楊絳因翻譯《堂吉訶德》，獲西班牙國王頒授騎士勳章，金濤透過老友王逢振說情，楊絳才接受訪談。金濤來到沙溝錢府，錢鍾書先生前來應門，隨即退出書房未再出現。訪談話題圍繞著《堂吉訶德》，後來談及錢鍾書，金濤問：「您認為錢先生的成就主要是什麼？」楊絳反問：「你們認為錢先生的主要成就是什麼？」以沒有回答作結。

〈隨吳曉鈴遊琉璃廠〉（頁81~87）一文，敘寫與名教授吳曉鈴先生的一段往事。金濤於1988年主編《光明日報》「中華大地」副刊，得知琉璃廠文昌會館行將拆除，將地皮賣給外省企業單位營建高樓，於是和吳教授一唱一和，為文昌會館請命。螳臂當然難以擋車，「琉璃廠文昌會館夷為平地之時，亦是京華之內許許多多真古蹟消失殆盡，…這不能不說是文化的悲哀了！」

〈嚴濟慈先生訪談錄〉（頁3~48）是全書篇幅最長的一篇。金濤以對談方式，敘說著名物理學家嚴濟慈先生的一生，是研究嚴先生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訪談文學的典範。經由金濤事先規劃的提問，嚴先生縷述其家庭、求學、留學及歸國後的作為和遭際，附帶述及一些知名人物，處處可以做為時代註腳。訪談錄1991年寫成，1995年經嚴先生過目後發表，嚴先生閱後致函金濤：「所述全係平庸事實，一經大筆描寫，讀者不忍釋手。將來略加補充，作為我的傳記，更是美好幸福。」其實，這篇訪談錄正是嚴先生的傳記，金濤為傳記文學開創了一種湛新的體式。

〈嚴濟慈先生訪談錄〉作於科普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任內，「往事」部份的15篇文章，作於科普出版社期間的只此一篇。行政工作繁瑣，這是擔任「領導」無可避免的代價吧。

《書話》
「書話」部份共53篇，大多是些兩三千字的短文。金濤寫了篇「開場白」（頁201~203），說明寫作緣起，讓我們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說實在話，自從退隱林下，小老兒唯一的一點樂子，就是到潘家園淘書了。

隨手翻翻，偶有所得，便寫了或短或長的札記。不過，需要說明一點，也有的並非來自潘家園，或朋友相贈，或其他渠道，凡是涉及書的文字，我統統放進一個框裡，就叫做《書話》吧。

金濤說，「偶有所得，便寫了些或短或長的札記」，其實有幾篇只要略加擴充，就可發展成學術論文。舉例來說，〈亞洲腹地旅行記的序跋〉（頁212~216）一文，討論斯文赫定名著《亞洲腹地旅行記》中譯本的序跋。該書除了原序，還有徐炳昶的一篇序，徐是北大哲學系教授，其生平事蹟不難查考。至於跋，該書有篇「譯後記」，是譯者李述禮寫的，關於李的生明事蹟，始終未見學者探討。金濤給出答案，他在文末說：「李述禮先生對傳播科學探險精神，翻譯優秀的科學探險記的開拓性工作和巨大貢獻，至今未能引起科普界重視。」

再舉一例，〈望遠鏡和中國最早的科學小說〉（頁272~280）一文，只要稍加調整，就是篇上佳的科學史論文。我自1996年起業餘致力科學史，自信有此眼識。金濤發現，明末清初大戲曲家李漁（笠翁）的話本小說《夏宜樓》，「竟是通篇以望遠鏡為經緯，敷衍出一齣曲折離奇、令人捧腹的言情小說。」這個發現科學史界沒人提過。金濤又說：「據說望遠鏡傳入日本後，日本作家井原西鶴也寫了一部小說《好色一男人》，其中也有以望遠鏡穿針引線的情節，與李漁的《夏宜樓》相近，這也是耐人尋味的巧合。」金濤的發現，還可作為比較文學的題材呢！

以下再簡介三篇。〈書的命運〉（頁204~208），讀來令人莞爾。金濤在潘家園買到的舊書，有兩本是余秋雨送給一位日本人的，贈書地點分別是德黑蘭和新德里。經過查考，原來新千年到來之際，香港衛視策劃「千禧之旅」節目，探訪歐亞非古文明發祥地，曾經邀請余秋雨同行，這兩本書就是這時送出去的。金濤還買到一本《莎據解讀》，是作者送給一位知名藝術家的，竟也淪落到舊書攤。末了金濤說：「聚散皆是緣，人生如此，書也如此。我倒是由此悟到，從今而後，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書，自作多情地、傻乎乎地送給別人指正，免得日後在舊書攤上遇到它們，那可太尷尬了。」

〈近看不丹〉（頁383~384），是閱讀台灣女作家陳念萱《不丹的旅行者與魔術師》的讀書札記，文中竟然提到在下，金濤說：「好幾年前，台灣錦繡出版公司的老總張之傑約我編一本世界各國地理的畫冊，我卻苦於不丹的資料奇缺，國內似乎多年沒出過介紹不丹國情的新作。後來錦繡倒閉，尚在襁褓中的這本小說也就無疾而終了。因此之故，《不丹的旅行者與魔術師》引起我的關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陳念萱進出不丹12次，不丹並不限制外國人前往觀光，但觀光稅奇高，以價制量，自然環境得以維持，金濤有感而發地說：「不丹不但贏得喜馬拉雅山裡最後香格里拉的美譽，而且被公認為是全球低收入國家中老百姓最快樂的國家。這是值得研究的現象。」

〈中國勞工的「畫臉暴動」〉一文（頁385~389），開篇就說：「一本書引發遙遠的回憶，這是我的閱讀經歷時不時發生的事。」1984年，金濤前往南極採訪，任務完成，接著走訪南美，12月底到達秘魯（見「往事」部份最後一篇〈與恐怖襲擊擦身而過〉，頁182~198），曾訪問秘魯華僑史專家羅德里格斯先生，獲贈《畫臉暴動》一書。羅德里格斯告訴金濤，1870年華工不堪虐待，約時暴動，為了防止雇主識別，都畫了個大花臉，事敗有兩三百人被殺。海洋出版社出過一本《海外見聞》，收選歷代海外見聞著述而成，金濤偶而翻閱該書，看到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所記秘魯虐待華工的事，不禁想起在秘魯時的所見所聞。金濤寫道：「當年至少有十幾萬的中國勞工，…他們在秘魯的種植園奴隸般的遭遇，…我們華工的命運似乎被他的後人遺忘了，這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金濤兄和我年齡相若，我們都退休了。他退休後悠遊林泉，我退休後到學校兼課，我的課不考試，但一學期要繳交兩篇讀書報告。我常告訴學生，撰寫讀書報告，最重要的是：簡述所讀書籍的結構和內容，使未讀該書者亦可知其梗概，不必汲汲於發抒一己感想與心得。為金濤兄大作《歲月遺痕》寫的這篇雜文，就算是此一理念的自我實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