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印象 黃海
小時候，從父親嚴肅的臉龐和沈默的言談間，我所能了解的大陸神州，猶如一處遙遠縹緲的夢土，那是一個不可面見的世界，似月亮的背面，只能隱隱約約的在想像中輕輕地觸擊、翱翔。而八月十二日下午兩點鐘，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後，我內心激越澎湃的是恍如隔世的渾渾噩噩，一種難以描述的茫然。
三年前，我接到大陸上海寫來的一封信，一位叫姜雲生的小說作家，他也是上海電視大學的副教授，由於他輾轉讀到我所出版的書，從作者簡介中獲悉彼此有極為相像的背景，他小我一歲，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與我同樣是歷史系畢業，後來通信又知道他也一度因為胃病開刀，　我是肺部感染結核症動過手術，於是在彼此惺惺相惜中建立起未曾謀面的友誼。
姜雲生兼任了上海「政協」的副主席，得以由政協派出專車和司機來機場接我們一家四口人。我一出機場，他就認出我，上前與我握手寒暄。坐進車裡，他談起，我托他代尋我的同父異母大姐的下落，已由江西樂安縣的政協單位尋獲，隔幾天，江西的縣長和政協人員，也會到上海松江來開會，我可以見見他了，了解家鄉情況，使我一時感慨萬千。
先父是抗戰前就到台灣做人蔘藥材生意的，小時候，媽媽曾對我說過，大陸上還有一個家，還有一個媽媽和姐姐，就在我五、六歲時，我們在大甲火車站前的大街上開店做生意，突然結束店面，搬到二樓的小房間去，後來才知道爸爸想帶我們回去唐山，那時賺了不少錢，一開口就說幾萬、幾十萬、或幾百萬的，因為家鄉有田有地，從來沒有想到要在台灣置產，隔不了多久，姨丈和姨媽從北平回來了，數落媽媽說：「人家都要逃回來台灣了，你還要去唐山？」等我上小學一年級時，聽說四萬塊錢台幣換成一塊新台幣，我家從此一貧如洗，我曾在一篇散文「寫給母親的歌」嘆說：「多年來我們家可以說只比乞丐高一級而已」，有誰能了解個中辛酸呢！而今，我已四十六歲，帶著妻子和雙胞胎兒子，從事一次恍如隔世的旅行，掙扎了大半輩子，父母親都已先後去世，他們看不到我與妻子省吃儉用合力建構的家園，以及所擁有的物質享受。在那些灰黯慘淡的日子裡，我隨著父母親流浪，明天的糧食和明天的天氣，一樣不可捉摸，在颱風來臨時，在大雨不歇時，每每引起我至深的恐懼和憎恨，只要有一處屬於自己的，能夠遮風避雨的地方，對於父母親來說，該是心願已足，他們在世時，能夠享有的只是連綿的苦難與貧窮。現在從江西來的信說：大媽已八十五歲，大姐六十一歲，生有二男五女，長子二十五歲生有一男一女，次子當教師，每月工資一百多元……他們都是我未曾謀面，也不知道名字的，父親平時與我們少談話，也許他根本做夢也想不到我會有踏上唐山土地的日子，他早已死了心，或許他是不願在母親面前提起大陸家鄉的事，所以父親只留下家譜和故居的交通路線圖，這次我透過姜雲生的關係，聯絡上江西的「政協」調查，他們召集了當地的老人開會，做回憶，總算找出我大陸親人的下落，其中有一位叫樂新景的老先生，還記得我的名字，他是一九八二年回去定居的，我們家住在重慶北路大巄峒時，我還曾見過他，大約他是一人在台長久困頓落魄，覺得無甚發展，思鄉心切，落葉歸根之情驅使他回歸故里，他比先父年輕十歲多，依然健在，一時間我鮮明憶起他與父親歡談時的神情，用我無法聽懂的家鄉話，嘰嘰咕咕的，訴說彼此的寂寞的和鄉愁，兩個滿頭花白的老人，如今卻已幽明異路。
我們在松江的紅樓賓館住了四天，松江是上海的郊區，要坐車到上海需要一個小時，打電話到上海找人也相當困難，根本就別想打通。雲生就住在附近，因為我的兩個雙胞胎兒子有時會氣喘，我隨時都要照顧他們，而上海地區的飲水不乾淨有怪味，時值仲夏，動一動就出汗，需要喝水，雲生家有濾水器，為我們燒了乾淨的水裝在可口可樂瓶子裡，以備飲用。有幾個晚上還在他家吃飯，每餐都做得豐豐富富的，有啤酒、可口可樂、雞肉，使我非常不安。
雲生職位相當於副縣長級，月薪一百多元人民綜，好在他的太太也教書，她是他的同學，而他也兼寫稿編書，有許多額外收入，一家就住在一樓十五、六坪左右的公寓裡，算是二房一廳，廚房是利用陽台充當，兩戶人家連在一起，晚上出入樓梯沒有電燈，必須自備手電筒。他的書房裡擺了一張沙發、冰箱、書櫥、書桌，剩下的空間臨時架起一張小圓桌，當做餐桌，我們的來到，把小房間塞得滿滿的，因為天氣熱，他就開窗子透透氣，雖然沒有紗窗，那陣涼快也可解悶了。我告訴他，我十幾歲時住過茅屋，一家六口人，就擠在一個土房子裡，小時候我一直有自卑感，我太了解窮人的痛苦。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卑微的。
有一次，我們特別買了六瓶可口可樂給他，後來他發現是假貨，問清楚哪一家買的，他又拿去換。松江的街上，到了晚上七點鐘以後，寬大的柏油馬路上，只見騎腳踏車閒逛的人。非常清靜安逸，唯一不方便的是找不到地方可以吃消夜。有一天晚上，我們在雲生的學生所開設的餐館吃飯，由於這是所謂私人經營的「個體戶」，沒有受到打洋時間限制，我們吃罷晚餐已是九點多，　走到街上，靜悄悄的，少數一、二家店舖賣水果的，稀稀落落的散出燈光。
江西的樂安縣長到松江來時，我曾到招待所去看他，他們是來開會，三個人住一間房，在沒有冷氣的房間裡，縣長穿著汗衫，體形健碩黝黑，一點也沒有官樣子，只像普通農民罷了。由於父親的家鄉距離縣城還很遠，這次我來，雖然有心尋根，卻因時間、行程，還有帶著家眷，行動不便，只有留待下次了。父親若是在世便已九十五歲，縣長頂多大我七、八歲，聽他講起父親家鄉的事，已然悄悄滿足了我對已逝親情的渴念。
江西的出版社已決定出版我所有的少年科幻小說，　明年推出五冊，希望書的出版，可以告慰父親在天之靈。
上海的少兒出版社是中國大陸最大，歷史最悠久的出版社，有工作人員二百卅多人，光是編輯就有百餘人，這是張瑛文副社長告訴我的，我們去的時間，正值禮拜天，張副社長特別從附近家裡趕來接待，上海電視台的記者也到場拍攝實況。出版社的門市部大約只有二十坪大，在禮拜天也開放，書架上的標識是用墨筆在彩色紙上寫的，有一個光著上半身抱著小娃娃的男士來買書，就把娃娃暫時交給店員去抱，也就在櫃櫥邊挑選讀物。
在上海曾與葉永烈有一次聚餐，他是我所知道的相當著名的科幻小說作家，可與比之為中國的艾西莫夫。他點我的一份作品書目中，包括單行本、主編書、合著書等，有小說、童話、報導文學、雜文、科學讀物等一百二十種，此外，他曾編導二十多部科學教育電影、舞台紀錄片，和由中央電視台攝製的「小靈通」電視系列片集三十二集，我一看他目錄上的「十萬個為什麼？」（化學、天文、農業、生理衛生）告訴他，台灣在十多年前就有盜印本出現，沒想到我與這部書的作家之一碰上了，他也談到張系國的書，因為張是江西籍，張的書也將由江西的出版社出版。葉永烈給了我一張日本雜誌：一九八五年一月號的內頁大幅介紹，由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一員，日本有名的科幻小說作家中島梓所作的訪問報告，按語中寫著：葉永烈是上海的中國SF第一人。我看他一副壯碩魁梧而厚實的體格，與我的瘦弱恰成對比，深深感到，一個文學工作者，需要的不僅是智力、創造力，還要體力。
趁著遊杭州的西湖風景區之便，我們曾經到姜雲生的母親家作客，我與雲生的弟弟、弟媳同住，雲生的弟弟就在靈隱寺的山上擺個小攤子，賣一些玩具、風景圖片、飾品、紀念品之類，在他們攤子旁邊，有許多是賣西湖龍井茶的，他的弟弟是個體戶，每月的營收比雲生多了不知多少倍，雲生很感慨的說，他的父親三月間回來探親時，弟弟花了幾千元人民幣，而他只花了幾百塊錢。他的弟弟拿一份小型報紙給我看，說他最喜歡看這份黨內的參考消息，只有這份報紙才知道台灣更多的消息，裡面登載的是一般報紙看不到的，他對於台灣的情況相當關心，不僅是因為他父親在台灣的關係。他翹起拇指說台灣的外匯已有七百億，實在了不起。
雲生的父親曾經在中壢開過毛巾廠，前些年風光過一陣子，常與家鄉有連繫，後來因經營不善而停擺，失去連繫很多年。這期間我曾經代雲生查詢過他父親的下落，甚至查出他父親一度生病住在台北醫學院，我去問醫院的人員，奈何他們提供給我的是老地址，一直不通音訊，去年才開放對大陸探親，　今年春天，雲生接到電報，他一時還以為我已到了上海，沒想到，來的是「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父親」，雲生當時原準備派車子去接父親，見過父親一面就掉頭而去，他對於自己父親當年辜負母親的往事，大抱不平，結果見了父親，還是恭敬地迎接他回母親家，而且特地買了一個手提馬桶給父親用。
離開杭州，剛上了火車時，雲生說：他做了一件對不起我們的事，　他把我們送給他母親的糖，說成是他父親託我們帶過來送給他母親的，因為他母親幾十年與父親分開，好不容易父親來住了一個月走了，她一直心情鬱悶，常常拿雲生弟弟出氣，我們來了，她問起父親為什麼沒有託我們帶信來，雲生孝順，只好說了一個謊。我感動得淚水奪眶而出。想到自己的父母親在世時，我所能孝順於他們的是那樣稀薄微少，更多的是永難填平的虧欠與悔恨，子欲養而親不待。
從杭州到南京，我們是在火車裡過夜的，坐的是軟席，沒有空調，車窗也沒有加裝紗窗，車廂內悶熱異常，只有火車開動後吹來的熱風，可以稍稍舒解體熱，我每隔一段時間便到廁所裡用帶來的毛巾洗洗臉或脖子，　這一趟旅行對於平常缺少運動又體弱的我來說，是太過勞累了，雲生指著隔壁車廂的「硬座」，非常感慨的說：「我自己坐得很舒服，看見他們擠成那樣子，要擠一個晚上，我可不舒服。我知道不應該有特權存在，我也不喜歡特權，但是我也不能不使用特權。」在這裡，彷彿人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怪獸，每個人都很無奈，卻無法對這隻怪獸動彈分毫。我走到門口探視隔壁的車廂，裡面站著、靠著、蹲著、掛著滿滿的人，他們要捱過一個晚上哩！與我們同車廂的，　還有美國人使用隨身型的電腦打字機在打字寫作，看起來卻是蠻悠閒的。與隔壁車廂的非人世界成了強烈對比。
在南京住一夜再做「一日遊」，浮光掠影的遊覽了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等地方，晚上七點鐘趕到機場，原以為可以享受一頓晚餐，卻不料進關後，在餐廳裡遭到服務生的驅逐，他們已經打洋了，經過求情，讓我們使用餐桌，我們到販賣部去買東西，只有桔子水聊可解渴，其他任何可吃的乾糧都沒有，挨了幾個鐘頭的餓，在沒有冷氣的候機大廳裡，隨處可見汗流浹背不停搖扇的乘客。來大陸之前，就聽說要準備生力麵，這時早已吃光不剩，我在虛脫狀態中煎熬忍耐著，倒是太太、孩子和雲生能隨遇而安，這是使我感受深刻和痛苦的一件事。
（上）
在北京的六天時間，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何啟智和汪兆騫先生安排車輛接送參觀遊覽，我們住在哈德門飯店，服務還算好，就是外出吃飯不便，有兩次專程趕到全聚德板鴨店去嘗嘗北平有名的烤鴨，不是已經過了時間，就是已告客滿，不再容納新客人。在哈德門飯店，有一次從上午十一點坐著排隊等吃飯，十一點半等到位置入座，十二點才來收拾碗盤、點菜、上菜，動作慢吞吞的，一直吃到兩點半才結束，三點鐘要趕到人民日報的約會，讓我們緊張了一陣子。在大陸旅行，最切身的問題還是「吃」。參觀人民日報，接受幾位首長的邀宴，卻是我們吃得最愉快，沒有時間壓迫感的一次。
與北京科學院科學社會史研究室主任姚蜀平女士曾有短暫的聚晤，她是一位女科學家，也愛好科幻小說。中國大陸一直把「科普」（科學普及）讀物、和科幻小說相提並論，希望科幻小說能帶給讀者科學的想像趣味，引領讀者增加對科學的認知與興趣，就這一點來說，與台灣文學界比較側重藝術性是有所不同的，但與台灣的少年科幻作品、兒童科幻作品，卻又若符若節。姚女士早年畢業於科技大學物理系，一九八二年曾到哈佛大學進修科學史二年，對於台灣的作家，她特別推崇柏楊的作品，柏楊說出了中國人不敢講的話，對於目前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有震撼性、啟發性。
在北平期間，正值「河殤」第二次播出，姚蜀平告訴我，她正在為「河殤」寫續集中的一集，因為有「河殤」的轟動和好評，她壓力特別大，至少必須保持「河殤」的水準。從言談間，她也難免批評中國大陸政策的失當，她感慨的說：「我還沒有出國以前，宣傳上面說，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等待著我們去解放，等我到了美國，我發現我受騙了。」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來所受的煎熬和傷痛，她認為是一種文學的資產，是作家的「財富」，是孕育出偉大永恒的作品的原動力。
姚蜀平的話，在我訪問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社時，從已經出版印行的單行本、雜誌的作品中約略可見端倪。大陸作家作品都是長篇大作，浩如江河，動輒數十萬言。至少在以字數論酬的制度上，可以鼓勵作家「多寫」。汪兆騫告訴我，當代雜誌社每年要收到一億字的稿件。作家每年只要生產兩部二十萬字左右的作品，全年收入大約有二千元到三千元人民幣，把它分攤在每個月，加上原有的薪資，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就非常好過了。大陸的純文學作品和台灣目前的情況一樣在沒落中，但據我觀察，他們的質和量都超出台灣太多了，若有一天，台灣的文學獎開放徵稿，相信大陸作品將會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就人口比例來說，台灣二千萬人，光是四川一省就快有台灣的十倍了。一九八○年前後，我在台北照明出版社推動科幻小說的出版，同一時間的中國大陸，無巧不巧，也在風起雲湧，大量創作出版科幻小說，這件事是我到了北平，從？啟智的太太葉冰如女士手中交給我的全套的「科學神話」文集，還有零星的雜誌，就使我為之驚服不已了。在台灣，為了編纂一本「台灣當代科幻小說選」，還費了不少勁認真挖掘才勉強出版，薄薄的兩本小冊子。但科幻小說不算純文學，現在大陸的科幻小說也沒落了。
人民日報的文藝部副主任繆俊杰說：科幻小說在大陸也曾經有過到底是姓「文」還是姓「科」的爭論。他認為，科學文藝是為介乎科學和文藝之間的一種邊緣性的作品。文藝部主任藍翎（本名楊建中），是一位著名的「紅樓夢」專家，他的姨妹在台北信義路，與我同住一條街，相去不遠，托我帶了一封信回去。從他儒雅的外貌和談吐中，我看到了典型學者的風範。在繆俊杰家作客停留聊天時，大家都在談物價上漲問題，有人說像繆俊杰把積蓄的錢儘量花掉換成物質，　或用來裝潢家裡是對的。在繆家所見到的陳設相當於台灣的三房兩廳公寓，　布置得非常雅致，他已把它改為四房一廳。
離開北平時，汪兆騫特別為我影印了全套的「河殤」解說詞，可惜我回台北時，報上剛發表過了。在他家的一次邀宴，他談到了「文革」以來的怪現象，為了特別表示對毛主席效忠，胸章別了一大掛，大有人在，有人甚至把針頭就插進肌肉裡別起來，農夫為了讓毛主席視察時高興，前一天把稻子拔高了，毛主席走了，稻也枯萎了。在山東的鄉村裡，他親自訪問過，看見一家人只有一條棉褲，大姑娘就坐在炕上，用棉被遮蓋著，誰要出去，就輪留穿那條棉褲。大陸的收費廁所數量很少，上一次要一角錢，在鄉下地方，有的一天工資才七分，不夠上一次廁所，而「製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句話已經是家戶傳誦的順口溜。在北平，特別有辦法的人，都是做一些倒賣違法生意，一個晚上的花費，甚至可以一擲千金，每天就坐在那個固定的檯位，讓人家看他花錢，等於在告訴人他還「健在」，別人才敢跟他繼續做生意。
浮光掠影式的到大陸做一次半個月的旅遊，我的認識是粗淺的。卻有深深的感觸：大陸同胞思想不自由，工作卻是「自由」的－散漫，缺乏效率，台灣同胞思想自由，工作卻「不自由」－講效率，談功利，每個上班族都被工作套牢了，有別於彼岸的思想套牢。
（下）
《台時副刊》公元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