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非常贊同吳念真所說的一句話，1983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時代，我相信也是台灣新電影最美好的年代，在那個時候，友誼跟電影的熱情，在電影中是擴散出來的，朋友相互支援，一大群人是聚在一起，常常玩耍，常常有共同的理念，常常彼此支援，我覺得那段時間是天真跟美好的，包括評論界也是一樣。」黃建業

蕭菊貞導演的紀錄片《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說是回顧二十年，其實主要還是聚焦在前面十年，後面的十年只有短短十分鐘左右的篇幅。紀錄片相當好看，先是爬梳台灣在七〇年末的政治環境變遷，進入八〇年代後，一群年輕人獲得拍片的機會，他們推翻早前電影的陳舊規則，創作出截然不同的作品，翻轉觀眾對於電影的想像，也帶動新一波的票房氣勢。

隨之而來的，是新電影與電檢制度的衝撞、劇中語言使用的改變（不再以中文為主）、大量打著新電影旗幟的跟風之作推出、商業電影無力同步發展的窄縮、評論界對於新電影出現分歧的意見等。

看著《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一方面很感動，幾乎所有新電影幕前與幕後人員都有出現在影片中現身說法（可惜沒有訪問到楊德昌導演），回憶那個風起雲湧的燦爛時光。另一方面卻有些感慨，一是今年的台灣電影整體表現嬴弱，只能期待金馬影展能有黑馬（驚喜）之作竄出。二是距離紀錄片推出的 2002 年，又是一個二十年，這期間有人離世，有人仍在崗位上奮鬥，而現下的台灣電影環境也跟過往大不相同。

「我記得2011年，那時候金馬獎請了韓國導演李滄東來當評審，李滄東導演非常挺《賽德克·巴萊》這部片，他不是沒有看到這部電影裡的一些缺點，而是他認為這部電影所做到的價值和貢獻，完全是超越這些可看到的瑕疵，他講到一個最好笑的：可以把非主流的題材拍成主流電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蕭菊貞導演在 2002 年拍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紀錄台灣新電影的起落，2016 年推出《我們這樣拍電影》，紀錄台灣電影在千禧年後的低潮、新電影的前輩對於後輩的深刻影響、《海角七號》、《九降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新一代導演作品，重新把觀眾帶回戲院的風光，以及台灣與中國敏感的政治議題與合作的可能性和侷限性等。

不像《台灣新電影二十年》有一個明確的主題（台灣新電影），《我們這樣拍電影》的敘事有點紊亂有點鬆散，一下講侯孝賢對台灣創作者的啟發，一下子講魏德聖的焦慮與拍片甘苦談，一下子又從鄭有傑的《潛規則》諷刺中國對台灣創作自由的干涉，但鏡頭一轉，卻又是侯孝賢和朱延平談論拿中國資金才能把市場做大的理想。最終，《我們這樣拍電影》只能試著面面俱到地去看台灣電影的改變，但敏感議題的論述（例如中國資金對台灣電影究竟是好處或壞處），我其實看不見作者（本片的導演）的真正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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