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鄭麗文在臺上齜牙咧嘴的模樣真覺得肚大，
看到許信良喝了一口熱豆漿後笑得莫名其妙然後宣布連宋當選下屆正副總統，頓時更加深了我自以為地對集會群眾的憐憫。雖然我不否認這人群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的熱情和願望，但有那麼些時刻還真覺得他們單純有餘而泛藍帶動者心計太過，所謂綁架民意，遂行陰謀，轉移注意力，推缷敗選責任。左派運動者難免感慨，如此盛大自發的群眾，只不過為虛假意識蒙蔽，沒有階級意識，不識階級利益。那麼賣力的吶喊以及冷雨中的振奮都可能淪為政客索求的籌碼，想到這個，好像也只能自以為聰明地嘆一口氣。

然而，經過這兩天和臭元的電話交鋒，我發現自己還是藍得可以。自己在每一次發言時以批藍作為開場，不過是一種宣示客觀的政治正確申論過程，就如同我現在正在進行的。

觀察日來多數的反藍言論，就以中時上的某劍橋博士候選人和姚人多為例吧：劍橋博士說他輕視兩大報的報導方式，強調總統府前那些生平第一次走上街頭的抗爭者都是有知識、社經地位高的中產階級，藉以突顯這次集會不同以往的社會性意義，卻在同時讓從前支持民進黨黨外時期流血抗爭的人落入暴力不理性無知的污名。姚人多分析泛藍造勢的可能原因和心態，用群眾營造「沒有輸」的假象。
當批藍者對泛藍所謂「假槍擊」和「作票」的顯性陰謀論大力躂伐時，他們使用的工具似乎正是一種主觀評論的心理分析，一種顯性的動機論。我本想藉此質疑，究竟批評的和被批評的在徵結的批評方法論上到底有何差異，臭元提醒我，陰謀論和動機論是不同的。當事件發生原因不明時，陰謀論強扣某人以凶手的帽子；而動機論則僅僅對行為者居心用意作出揣測分析罷了。陰謀論者對己缷責、製造對立，而動機論者自以為義，傲慢冷漠；在解決紛爭的無效性上，二者是所差無幾的。
如果對日來的事件衍變不看動機，只看結果，我們又會得什麼樣的認知啟示？我想到大二在倫理學課堂上對教授拗口語句費去整年反琢磨所得到的基本態度：唯一影響行為正誤的僅止於行為結果，而動機是一個善惡問題。評判行為結果必須倚賴其所實現的價值或傷害的價值，當對整件事的判斷必須回歸價值取捨的問題時，一切便又成為無解的悲觀事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