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還在台灣任職報社編輯，一位記者同事採訪了一所軍校某女教官與校長有染的新聞，稿子刊出後，或因內文中有不妥字眼，女教官狀告記者，其中一個理由是，「沒有採訪當事人」，由於工作是由總編輯交派，我們相信那位記者確實採訪了該女教官，但有個很重大的瑕疵：沒有錄音。

　結果那場官司，我們敗訴了。

　自那之後，總編輯要求我們，不管什麼樣的新聞，不管是王室公卿或販夫走卒，只要採訪，就要錄音。

　至今，我在國外跑新聞，不管是什麼樣的新聞，一定錄音機隨侍在側，就是那場官司（我也忝列被告）給我的影響。

　這次新新聞與呂副總統的「嘿嘿嘿」官司，不少評論指責法院（或呂副總統太過苛刻），謂「要求合理查證」，在新聞工作上很難做得周全。

　個人認為，面對一件新聞來源，尤其是「突發新聞」，現實作業上，常常很難做到面面俱到，而報社也的確有截稿壓力，這中間的衝突，一旦成為白紙黑字，要賴就很難賴得掉。打個比方，如果半夜兩點，突然冒出某個當紅名人在酒店遭人掌摑的消息，這時候你要向誰查證？向聽說被掌摑的名人嗎？向警察嗎？或者半夜三更把該名人的高堂老母從睡夢中挖起來問個究竟？如果把對方嚇得心臟病發出了意外，又是誰負責？

　因為不知從何查證，而放棄這新聞吧，第二天，另一家報社也是在無法查證的情況下刊出這則新聞，偏偏又是真有其事，導致該報銷量大增，原先得到消息卻因無法查證而未刊發這則新聞的記者或編輯，遭上級怪罪下來，那又該找誰負責？

　新新聞是周刊，按理說應有足夠的時間去做查證的工作，因此，「查證」的問題，在這場官司中，應該不是重點。重點是，副總統的「嘿嘿嘿」，是否真有其事。

　如果你向副總統「查證」，就算真有，她不否認才怪。這時候，唯一的依據就是楊照所言，當時呂副總統打給他的電話，但這也必須有個前提──錄音。

　而最後的結果是，新新聞方面，的確是提不出「錄音帶」……

　說實話，如果你問我：「相不相信有『嘿嘿嘿』這回事？」

　我會肯定的回答：「相信！」

　原因是，在我眼裡，楊照是個「讀書人」，同時他也自承對美麗島世代當年的犧牲，心中無限感佩，如果非真有其事，他絕對不忍、不會，也不敢做出在外人看來像是「打擊」副總統的報導文字。再者，照當期新新聞的描述看來，呂副總統嘴上掛著「嘿嘿嘿」的笑容，似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那也只是我們想的。到了法庭上，當然一切要以「證據」見真章，拿不拿得出，或拿出來的「東西」是真或偽，一翻兩瞪眼，沒有絲毫妥協的空間。

　這才是新新聞vs.副總統官司中的唯一檢驗標準，「新聞自由」在這時候扮演的角色，頂多是陪審團的一席，而非用來赦免所有新聞媒體的「免死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