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笨湖的小說集「三字驚」裡我最喜歡的是「山海關」，紅包場的紅牌歌星陳圓圓用盡心計籠絡觀眾的眼睛和心思，開了高衩的低胸旗袍露出白嫩嫩的玉腿，綿軟的嗓音又叫軍長又喚將軍，讓在座的外省老兵都自以為是鎮守山海關保護美人的英雄，魂牽夢縈地把攢來的微薄收入全裝進紅包送上舞台，她卻唱：「我不要鑽石，也不要支票，只感謝叔叔伯伯的疼愛。」故事中懷舊又造作的氣氛讓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禁不住好奇，回到台灣便央求也住在北美、卻是道地台北人的阿志帶路。好心的他查了查，午場兩點到五點，晚場七點到十點，消費都是350元，於是我們在萬年大樓地下室吃了一頓久違的荷包蛋加麵鐵板牛排，傍晚時分到了西門町鬧區的歌廳。玄關貼滿歌星的柔焦海報，走上略有腐味的樓梯，樂聲和歌聲傳來，往裡瞧，舞台上旋轉彩燈閃閃熾熾，一左一右有兩個男樂師彈著琴、打著鼓，正中央一位中年女歌手正在唱著歌，她身後的跑馬燈大大地亮著名字，秀已經開始了呢！

畢竟初次來，我有些窘迫，阿志倒面不改色：「這兒是中華民族情感的重鎮喔！」女服務生熱絡地帶領我們到中間的沙發椅坐下，送上兩壺菊花茶，我環顧四周，座位上零零落落十來位客人，幾乎是年長的男性，要不獨自坐著，要不有與一兩人相伴，卻間雜有幾位盤著頭髮、化著濃妝的女性也在聊天，我正狐疑，其中一位約莫四十歲的女郎跑來了：「年輕人，你們好！」她自我介紹姓李，是今晚預定上台的歌星之一，名片除了相片還印上表演時段。李小姐告訴我們這家紅包場的老闆娘也是歌星，這些年生意不太好，絞盡腦汁想吸引更多人來，其中一個方法便是讓歌星到觀眾席和客人認識，成了熟客常來光顧，消費的一部分可以回饋自己，李小姐笑：「我們很多人剛開始不大習慣又要唱歌又要交朋友，現在好多了！」

歌星們一個個輪流唱上三首歌，「夜來香」、「情人的黃襯衫」、甚至「中華民國頌」，雖然紅包場日益冷清，觀眾的熱情卻不減，一位歌星被介紹也是社區電視台的主持人，配著「卡門」的音樂又唱又跳，引起一陣陣掌聲。女服務生們沒像小說形容的高聲公佈貴賓的大名和紅包裡的數字，卻是不停地來回穿梭，把一個個紅包往舞台上遞，歌星們接下一邊唱歌一邊點頭致意。有一位留著長髮、穿著黑色禮服的歌星收了厚厚一疊紅包，手搖一搖，鈔票就露出來了，阿志和我都嚇了一跳：「好幾千哩！」李小姐表演時唱起輕快的情歌，阿志決定送個紅包，我們叫住服務生，她從口袋拿出一只紅包袋讓阿志把鈔票塞進去，問：「要不要寫些字？」說不用，她還是把桌號寫了上去。幾位還沒表演的歌星靠過來，問我們怎麼想來紅包場，一位年約六十的女士，鬈髮髻、藍眼影、紅禮服掩不住姣好面容，在美國、歐洲、東南亞駐唱過：「在外面跑習慣了，有機會回去也不錯啦！」她和阿志談舊金山的華人社區談得起勁，還問我們認識不認識中國城的歌廳：「如果有徵人的消息就通知我喲。」一位約莫五十歲姓陳的男士也來打招呼，從櫃檯要了兩盤餅乾來請客，他是少數的男歌星：「和女歌星比起來辛苦一點，請多來捧場！」他上了台以後，我們依樣畫葫蘆再送了一個紅包。

李小姐一下台就跑來道謝，她的白紗迷你裙好漂亮，不過送名片來時不是還穿著便服嗎？她說她們早就練就上台前十分鐘內換裝的工夫囉，禮服是讓裁縫師傅量身訂做的：「每個歌星都有好幾套！」李小姐原本是百貨公司的專櫃小姐，十年前陪著一位應徵歌星的朋友來到這家歌廳，也一起參加了駐唱的行列。剛開始她白天上班、晚上唱歌，後來分身乏術，又無法好好經營客人，便辭了工作專心唱起歌來，她說：「那時紅包場總是人擠人呢！」現在呢？她坦率地告訴我們雖然沒有最低薪資，靠著紅包收入仍比一般上班族好一點兒：「但是這些年老伯伯們要不回大陸去了、要不往生了，景況差多了。」所以歌星們也開始唱流行歌曲和台語歌開發客源，我果然聽見了「新鴛鴦蝴蝶夢」和「酒矸倘賣無」。李小姐說，紅包場只在週末時熱鬧一些，此外，有時歸國探親的華僑來重溫舊夢，也有喜歡聽老歌的公司行號老闆帶著員工來，更曾有電影導演來租借場地拍片。這家西門町歷史最悠久的紅包場的確是取景的好地方，坐落在陳舊的大樓裡，和好幾家龍蛇雜處的KTV為鄰，見證了台北的過往光陰。

阿志和我九點半離開，李小姐和陳先生都送到門口，又要我們以後找朋友一起來。下樓走出玄關，空氣中那空調的味道不見了，烤香腸的油煙瀰漫，眼前是步行街摩肩接踵的年輕孩子，喧嘩聲中時髦開朗的模樣，我覺得恍如隔世。紅包場是一個製造幻象的所在，將我們從現實隔離，演示了想像中的故國山河，阿志問我還想來嗎？我誠實地說不知道，但是認真地問他該怎麼為紅包場找新出路，又下結論說若要生存得拓展市場才行。「山海關」的盛況是不再了，處心積慮的歌星和爭風吃醋的觀眾沒有了往昔的意興風發，很多曾經深深動搖著人心的喜、怒、哀、樂已隨風消逝，白頭宮女除了話當年，彷彿仍有一絲絲不捨。我突然明白，西門町的樓上和樓下並非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年華老去的人們曾經青春過，而獨領風騷的少年少女不也走在時代的巨輪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