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的小說總是充滿人性的關懷，《看海的日子》藉由性工作者白梅勇於追求新人生的故事來表達作者對於中下階層的凝視和希望。為了瞭解此作品，我從電影和文本兩種不同的媒體來好好地閱讀此經典作品。

　　從批判的角度來說，整篇故事顯得太過於理想化了。文本的主宰者過濾掉太多可能發生的真實問題，進而朝向一種善良的角度出發。真實社會中的白梅真的能回到原生家庭而能完全接受全村人的諒解？老鴇在商業利益的考量下不會使出各種手段阻止白梅脫離性交易的工作？鶯鶯(茵茵)與魯少校的婚姻難道用愛情就能完全克服省籍和社會階級的阻力？

　　從這一方面來看，我們實在不能否認趨近真實地描寫社會黑暗面的文本實在有其必要性。然而黃春明的小說雖然過於理想化但是也達到點亮人性的效果，《看海的日子》基本上是一篇藉由文字來延伸作者精神的小說，作者選擇在文本裡投入自己深刻的主觀意見。

　　新生命等同於希望的畫面一直不斷地出現在各式各樣的作品之中，激發白梅追求新人生的動機也是她對於新生命的渴望，「我要有自己的小孩」她在電影裡堅定地說著。我想即使白梅沒有遇到魯延她還是會以尋求新生命的方式來重新肯定自己，那不僅僅只是個小孩，那背後的意義很顯然地是人生旅程的下一個階段，昨日之我早已死，未來的我卻因為我的小孩賦予給我不同的新面貌。

　　作者在文中以「雨夜花」表達了性工作者在社會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視，而這首歌在小說裡也是一種女人向宿命低頭的象徵，文中一段「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不是很黑暗嗎？像風雨的黑夜，我們這樣的女人就像這雨夜中一朵脆弱的花，受風雨的摧殘，我們都離了枝，落了土不是嗎？」鶯鶯點著頭留著淚，開始死心於這種悲慘的命運。但是鶯鶯和魯上校幸福美滿的婚姻正好打破了「雨夜花」式悲慘的命運，也給了白梅邁向新人生的希望。

　　小說是用固定的字詞創造出無限的可能，電影則是在無限可能之中創造出一種屬於導演的結果。麥可魯漢流傳後世的名言：「媒體即訊息」就揭示了這樣的一種差別。這一部份我要探討的是有關於黃春明的小說和王童導演的電影，在相同的內容下會因為傳播媒體的不同而出現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白梅將自己的重生寄託給一個老實的討海人，黃春明則將此篇小說託付給廣闊的大海。兩種勞動階級(討海人和妓女)的互動是一種市場的供需關係，山間野花滿足討海人空置已久的性慾，文中有一段文字就是描述著鰹魚和妓女價錢的市場關係。相對於黃春明的海，王童導演就大量使用窗戶來表現白梅被囚錮的心靈，在白梅被養母的家裡嫌棄的那一場戲，導演就以中遠景從窗子口照相向白梅。或者白眉與鶯鶯在房間裡互相安慰的場景裡，窗外的光就是唯一透進來的光線，陰暗的世界只被允許透進了一點光，這樣的處理手法在片中可說是常常出現。

　　阿榕在小說裡顯得較為羞澀，但是在電影裡的阿榕卻是一個毫不害羞地陽光大男孩，在小說裡白梅挑有一點主動選擇阿榕，並且她是完全處於主導地位；可是在電影裡馬如風卻以一個熱情的姿態陸小芬所飾演的白梅卸下心防。


　　其實這部電影可以說是非常忠於文本，裡面的許多台詞幾乎都是從小說直接移植到電影裡。然而，在電影的製作過程裡，劇本被更動是稀鬆平常的事，小說裡有一幕阿榕和另外一個船員打架的情節並沒有被搬到電影演出。反倒是白梅被養母家裡的兄弟姊妹嫌棄的情節，小說裡似乎有點輕輕帶過的味道，不過電影中就把這段戲的時間拉長，從白梅回到家發現被排擠不能參加祭拜的儀式，到兄弟姊妹都報以厭惡的眼神而回家，最後被養母抱怨所以將所有的怨言一次都爆發出來。在這段戲的處理上，電影和小說的處理比重有很明顯的不同。

　　我發覺黃春明對於台灣社會有一份濃濃的期許，因此他的小說也帶著濃濃的人情味，《看海的日子》嚴格來說根本是一本光明面的小說，他不僅探討了女性的性工作者在當時所面臨的處境，也點出很多那時社會的狀況，例如養女和原生家庭以及養父母家庭之間的關係，本省籍與外省籍的通婚。

　　現在的小說多半已經失去對社會的期許，而且年輕作家也多半失去對大環境的省思能力，要從一部小說就能一葉知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資訊的爆炸已經讓小說某些社會性的功能減弱不少，作家對於時代的憂慮已遠不如對自身的疑慮來得強烈，或許比較一下黃國峻和黃春明這對父子檔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外環境的改變早已遠遠超過血緣的遺傳。

(本文曾刊於台時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