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將禪學吸收到了哪些領域？

應當說禪的效用不僅在直窺微觀世界的真面，更在其開發本性潛能、解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上，尤其禪宗思想對人類的潛能開發，已被西方很多國家的科研機構列為主要課題。

可以說在這方面，西方人已進行了不少探索，禪被他們用作重要的研究方法，根據禪學的原理編制了多種開發潛能的技術，已廣泛運用於社會生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佛教禪的基本概念，對西方不少超心理學家來說，可能要比東方的多數人更為熟悉，他們認為這是心理學發展中一個重要的領域。

另外，西方人還發揮他們的特長，將禪簡化、世俗化、科學化，運用於實際生活中，為現實人生的發展服務。根據禪法創編出潛能開發法，鍛煉誘發特異功能。或將禪的鍛煉用於企業管理、教育、體育、文學藝術等，收效頰佳。

一些教育機構認為要成為一個有創造性的經濟人才，必須接受六個月的禪定訓練。而把禪運用於經營管理，能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還能加強財會人員的廉潔和明晰性。把禪運用於教育，證明有改善性格的效用，可以明顯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把禪運用於體育，能改善運動員的心理、生理素質，學會如何消除比賽前的緊張情緒，因而能提高其運動成績。現在在西方，這些成果都已經經過科學的驗證和實際的應用。 

政治在互聯網時代變得更加透明也更加碎片化，但更透明不代表更多正義得到伸張，更碎片化也不代表更多細節受到該有的對待。這其中，血腥、爆炸、哀嚎，透過手機螢幕傳達更多的是一種旁觀心理，透過指尖流露的驚呼表情，在半秒後回歸平穩的指尖，其現實感遠遠不及電視足球賽所引發的嘶喊與地板震動。

對一些社會來說，手機平臺某個程度上使得人們參與行動的衝動減到最低，仿佛加入累積了觀看的數字，已足以表達對世界的關懷，勇於寫下憤怒、不滿、驚歎的文字者，就是鍵盤英雄，不必辛苦上街頭也不必擔心牢獄之災，甚至只要相信任何不義都將有人在背後運籌帷幄去解決，就能心安理得地睡去。

諷刺地說，這樣的態度更像一種“禪定”，把喜怒哀樂交給表情貼圖。當然，高杆的禪定根本沒有喜怒哀樂，如如不動，不需要表情貼圖。

不過這樣的“情緒淨化”不免令人感傷，如果同理心因隨手可見的政治劣跡而陷入麻木，政治透明的意義就要削弱了。禪宗要人放下我執，但世俗人間卻不能不問是非對錯。

在京都旅遊感受到濃得化不開的禪意，發人深省。“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錯覺也很明顯，數百上千年的寺院處處可見，沿襲不綴的建築與修行傳統，這不是古代中國的南方王朝，但其所傳承與散發的濃郁宗教和文化氣息，卻十足能夠引發人們思古（中國）之幽情。

今日中國早已不是古書本或詩詞中描述的那個，但書上的情感與情境卻能在日本發現。在二戰的歷史包袱中，華人世界一直無法正視或深入體會日本政治以外的其他面向，殊為可惜。這話寫給華文讀者看，自然非常“政治不正確”；但即便今日的日本政治，相對於許多後起國家，也是三權分立的“相對正常”模式。

禪宗一千七百公案所棒喝的重點是破執，不僅是人我之分要拋棄，黨派乃至國族之別，莫不都是認識諸法實相的障礙。吾人在欣賞文化和知識的真實感受方面，若處處要顧及世俗之見、族群之情感，又何止虛妄，根本就是愚昧了。

關西是日本佛教寺院的集中地，因為歷史上從一千四五百年前漢傳佛教經由朝鮮半島進入日本之後，隨著大和政體逐步成型，便在當地傳衍紮根。

西元6到8世紀的飛鳥時代，佛教改變了日本的社會結構和文化面貌，佛寺在這時期的關西地區大量興起，逐漸成為日本人的主要宗教信仰；而由於為大和民族天皇家族所篤信，佛教在日本群島的擴張不受挑戰，並且保存了許多中國佛教宗派的傳統與傳承，乃至開枝散葉，繁衍出眾多流派，不曾中斷。

佛教在日本影響力之大，甚至多次介入和參與政治鬥爭與戰事。雖然自百餘年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厲行政教分離，但宗教與政治難分難解的現象從未斷絕。創價學會與公明黨的佛教背景，以及公明黨與自民黨的聯盟關係，都是眾所皆知；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一直得到日本創價學會超過千萬會員的支持，也是事實。學者研究指出，安倍在2014年12月大選中取得的壓倒性勝利，便有創價學會會員全力支持的因素。

現代政治強調政教分離的潛意識是“人性本惡”，政治需要靠制度去制約這種惡的發作。雖然宗教多以善念為出發點，但宗教的封閉性若被賦予政治權力，歷史證明其代價是個人的尊嚴與自由會遭到禁錮與戕害。

換言之，在某個意義上，宗教對善的追求，與政治對公義的追求，殊途同歸，然則違背初衷的政治所在皆是，權力本身在政治領域已經受到現代文明所發展出來的種種制度約束以及透明的監督，宗教卻並不如此。

全世界都可以說，一些尚存的獨裁政權是靠謊言在維繫，也就是一旦人民獲得充分而完整的資訊，並且能自由行動，政權很可能就會垮臺；但很少人敢這樣描述宗教，一是它依然屬於精神信仰層面，二是它在多數國家仍沒有主宰人的自由的權力，也就可以不受法律以外的監督。但越來越多跡象顯示，今日世界有宗教要介入俗世生活，甚至以武力相逼，那麼人們就必須認真考慮以世俗之法來約束與監督它，而不是反過來任由它主導世俗價值。

從這點來說，日本一直有輿論批評宗教團體介入政治的現象，是這個社會相對正常而可貴的一面。

俗世政治之惡，莫不起於政治人物的貪嗔癡，以及黨派的權力欲。若以為政治權力能夠具有自我約束、發揮最大善意的德行，那純屬邪妄之想的野狐禪。出家尚有諸多戒律要守，權力誘惑面前豈能沒有外在枷鎖？

隨著生活富裕，華人世界越來越多人修習佛法禪學，內心的名韁利鎖可以柔化弱化，大環境的政治氛圍卻不可無視無感，因為劇變中的世界並不以慈悲為念啊。

  

禪者借用筆墨，寫出心靈的聲息，在有限的人生水月中，一口吸盡西江水，拓開思想領域，創造廣大的世界。

禪畫，原來是用作修道的搭橋，以求創作者與欣賞者之供需均衡。有人講："禪畫是無象而有象襯托’道象’來。"

我們經常看到的一些表像禪意畫，今天看來還不能理解為真正意義的禪畫。而真正意義上的禪畫必須掃盡俗腸，不隨時趣，散閑清介，在意象筆墨中達到禪畫境界，這種禪畫境界的體現，相對而言還不能兼及具象表意的禪畫層面。。

禪畫概括的說，有幾點特徵：一、從佛教禪的思想，作實踐印證的手法，通過禪畫表現自己悟證的境界。二、以簡略筆法，隨心應手寫出胸中丘壑，寥寥幾筆，一點一劃，無不體現作者的心靈印證。三、機鋒轉語，不拘泥常規，寫出悟道者的境界。四、畫中有禪，禪中有畫，詩與畫大結合。

禪畫是中國禪宗特有的藝術，修禪者用筆墨來表達禪道，開創出唐宋以來中國繪畫的新紀元。禪者對萬里長空、萬籟寂靜的虛空，思索如何引人入聖，促使有限的人生活活潑潑地步入生生不息的永恆大道，提升到無限的時空世界，體驗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禪畫在我國有著較長的歷史淵源，自唐代王維從真正意義上首開禪畫先河之後，影響了一批像貫休這樣的禪畫大家。到了宋代，禪畫達到了一定的境界；而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更是通過他的簡遠筆墨將儒、釋、道並融的本土禪畫推向無可質疑的藝術頂峰！

宋元以來禪畫的風格：在筆墨上，寥寥幾筆，墨氣筆力樸質灑脫，神韻情趣溶合渾厚，粗中有細，恰到好處，飛白頓墨，靈活不滯，輪廓簡化，不求繁雜，神氣全得躍然紙上。如梁楷的““布袋圖”。從這一張畫可看到墨趣律動自然變化，氣韻生動，剛健柔和，大氣磅礴，流暢無礙，筆墨渾融，一氣呵成。

後世常見“布袋圖”，並有布袋和尚贊：“左一布袋，右一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指的是修行人先要萬緣放下，才能一塵不染，也說明一般人因俗緣太多，業障太重，受無明所困，唯有放下這一切包袱，才能得到清淨自在。

存世的中國繪畫當中，被視為禪畫主流的名作，有：唐末禪月大師（913年）的十六羅漢圖，五代石恪（十世紀中葉）的二祖調心圖，南宋梁楷（十三世紀初）的六祖截竹圖、布袋和尚圖、出山釋迦圖、雪景·山水圖。玉澗（十三世紀中葉）的瀟湘八景。牧溪（十三世紀中葉）的六柿圖、觀音猿鶴圖、瀟湘八景圖、老松叭叭鳥圖，因陀羅（十四世紀後期）的寒山拾得圖、布袋圖、五祖再來圖等等。在周圍的水墨畫當中，內含五彩，契合禪理的作家也有，如：末代的李唐（十二世紀前葉）、夏圭（十二世紀末）、馬遠（十三世紀初），元代的顏輝、高然暉等作品。後世的習禪或文人雅士畫家，有禪理的繪畫，或依樣畫葫蘆一番的，乃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