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認爲自己是女同性戀，絕對是她的私事。但是她寫關于男同性戀者和議題的文章，卻是非常透辟。

　　作爲知名文化批評家，桑塔格長期一心專注于歐洲現代主義美學及思想。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她的小說、電影和評論文章。

　　她劃時代之作《坎普劄記》（Notes onCamp，1964年），是首次詳細闡述這種同志感性的文章。在另外幾篇文評裏，她討論傑克·斯密斯的電影《耀眼的家夥》Flaming Creatures、威廉·巴勒斯、保羅·古德曼、羅蘭·巴特、羅伯特·梅普勒索佩和喬治·巴蘭欽。雖然這幾個人都是著名的同志，但是她並不怎樣注意他們的性向。

　　桑塔格很少自述，她看自己的性向是個人私事，從來不公開提到。但對男同志文化多方面的探討，始終貫穿于桑塔格的全部作品，並常與她對二十世紀文學、藝術前衛人士的關注相彙。

　　桑塔格在大學時修讀哲學和比較文學，她的寫作生涯從兩部小說——《恩人》（The Benefactor，1963年）與《棺材》（Death Kit，1967）——開始。評論家們指出在這兩部作品中分別有紀德和娜塔莉.薩洛特的影子。

　　在發表于60、70年代的評論文章中，桑塔格向英文讀者引介了阿諾德（Antonin Artaud）、巴特（Roland Barthes）、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戈達爾（Jean-Luc Godard）、本傑明（Walter Benjamin）和齊奧蘭（E. M. Cioran）等人的著作。

　　在瑞典，桑塔格編寫與導演兩部英格瑪·伯格曼式（Bergmanesque）的影片：《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1969 ）和《卡理兄弟》（Brother Carl，1971）。另一部她執導的紀錄片《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s ，1974）則是關于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後所發生的事情。

　　桑塔格的文評收集在《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激進意志的風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1969）和《在土星的星象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此外，她還有短篇小說集《我等之輩》（ I, Etcetra，1978）。這些文章與小說的風格是充滿警句與僻典，令人聯想到尼采或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而與同時代的英文作家大爲不同。

　　《坎普劄記》是她作品的核心。這本書的特點正是這種曆史意識與哲學反思的結合。桑塔格自己很理解，她那麽嚴肅地分析“坎普”那種嬉皮笑臉、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辭，似乎是用牛刀殺雞。就是因爲她有此體會，所以這篇文章寫得異常複雜。桑塔格認爲“坎普”是形式戰勝內容，嘲諷打贏悲劇，讀起來如同“大衆文化時代來個王爾德浮華作風的變奏”。

　　在一篇關于德國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的爭議性評論和《論攝影》（On Photography，1977年）中，桑塔格重新回到一個問題，就是在大衆文化時代道德反應與美學反應的對比。但這篇發表于60年代中期的《坎普劄記》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她在那個時代就已經同性戀亞文化的批評關注。她提出：“同性戀者寄望通過美學意識的促進，能夠消除偏見而融入社會。坎普能夠把道德溶化，中和道德憤慨，引起玩世不恭的態度。”。

　　桑塔格曾患癌，初診不可救治，但後來病勢緩解了。于是她撰寫《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年），批判文化對肺結核、梅毒、癌所賦予的象征。她說：“沒有比給一種疾病附加一種寓意而更具懲罰性——那種寓意始終是一種道德批判。任何嚴重的疾病，若是起因不明，治療無效，就總會累積種種的含義。”

　　在《艾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一書中，她延伸了上一本書的歷史與文化分析。短篇小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1986年）描述了在一個圈子裏，得知有個朋友感染艾滋病而引起的沖擊。她的第三本長篇小說是《火山情人：一本曆史浪漫小說》（The Volcano Lover: A Historical Romance，1992），這本書回到了最早在《坎普劄記》提出關于品味與感性的種種問題。

　　桑塔格於2004年12月28日辭世，死因多半是她患了好幾年的白血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