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別姬》：反民族電影同時重述國家寓言

《霸王別姬》是港臺的湯臣公司製作，香港小說作者李碧華原著，北京電影學院出身的陳凱歌導演，演員包括內地的張豐毅、鞏俐以及香港的張國榮等。電影的製作和天才或會令人期待這是一出跨越界線、跨越單一模式的作品，可能在藝術與商業、傳統與現代、男性與女性、國家與個人之間，探討其中的曖昧性。

《霸王別姬》表面上也給予人這樣的印象，電影處理兩位京劇演員程蝶衣與段小樓多年共處的關係，期間橫跨的北京正好是波 雲湧的中國現代歷史:從民國革命、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而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直至“文革”後的今天。電影所說的，通過個人情欲，豎立一則國家寓言，正是第三世界文化的特色。但這電影的問題也正出在個人情欲與國家民族文化的寓言性聯繫上。

在個人情欲的層次上，導演似乎要展示的，是蝶衣自少孤身離家，在學京劇的嚴苛訓練下，孤獨無援而令他變成同性戀者。電影開場砍去了尾指的閹割暗示，嚴苛如酷刑的京劇訓練、被迫唱“我本是女嬌娥”，唱錯了最偶還要被師兄用燙熱的煙斗塞進嘴中處罰。這裏導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戀處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犧牲者，這代表了導演對性別比較狹隘的看法，也缺乏了對主體性的探討與瞭解。在任務刻畫上，我們只見他妒忌、發脾氣、自殺，完全是過去對女性的典型的描寫。在導演的鏡頭擺佈下，這任務在畫面上又總是朦朦朧朧，隔著金魚缸，放在紗幕之後，安置在中遠景而少特寫，特別少說話的機會，成為被觀賞的景象。正因導演的無心正視，不欲細探，這任務的主體性顯得空白一 片，想寫他沉迷京劇藝術也就顯得不夠了。

而在歷史的層面上，導演則仍然是用戲劇性的“史詩”手法，從反“謝晉模式”開始的第五代導演再吸收好萊塢的戲劇性表達，民族悲劇變成背景，而不是從個人主體感受可以推衍出去的經驗。在民族文化的層面上，導演似乎對傳統的餓民族文化給予非常嚴苛的批評。除了把京劇訓練處理成造成同性戀的主因，片中最熱愛京劇的袁四爺被處理成丑角，收集古玩文物又同時野蠻地生割烏龜、喝血補身，電影確是從“外人”、“異端”的角度去批評傳統民族文化，它對國家的深化亦無美言，結果這部電影亦因為“國家”、“民族”的因素而起初不能在中國大陸（據說因為對“文革”後的處理不夠正面）和臺灣（據說因為電影裏臺灣工作人員不夠半數）公演。後來幾經波折終於在兩岸公演了，但它基本上還是被視為一部香港電影。
但在這部香港製作的電影裏，導演在反民族電影的同時，又因為企圖重述國家寓言，把香港和性別的處理邊緣化了。香港小說家李碧華原著結局寫角色流落香港，剛好是1984年中英草簽的香港歷史性時刻。北京導演卻刪去此事，抹去任務與香港空間的任何關聯，寧願牽強而風格化地以良人在劇院中重排《霸王別姬》時，由蝶衣自刎而死。導演雖然批評傳統藝術，卻整齊地回應傳統藝術的餓情節，建立新的民族寓言。但這樣做當然犧牲了主體任務的心理發展，疊儀的性情在成長後變得模糊不清。這部由內地、香港合作的電影，香港演員張國榮的反串成為矚目的焦點，但另一方面，也正如前述，成為一個邊緣的景觀，近乎啞默的被觀看的“美”，好似被同情的“受害者”而非能表白自我的主體了。這人物和角色，正如敍事中的“香港”，都被刪除或邊緣化了。在這一部被稱為香港的電影中，香港正是扮演了非常曖昧的角色呢。


這是近乎全盤否定的評論。

的確，影片給人一種錯覺，同性戀是外部環境造成的結果。雖然目前沒有辦法證明環境對“性別”的成型有無關聯，但存有同性戀基因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一開始也認我的性別問題是家庭造成的，我對母親不友好的態度更是直接基於這種想法。《我的心裏只有你沒有他》裏有句話叫“因為她沒有選擇”。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去嘗試了，可惜非常不成功。因為我沒得選擇。家庭環境從哲學上來講也只能算個外部原因，不足以決定本質。自身的基因或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也許才是根本上的原因。陳凱歌把同性戀歸罪於京劇的影響的確有點冤枉這門偉大的藝術。霸王別姬原來的表演者梅蘭芳老師與女性正常結婚就很好的駁斥了陳導的這個荒誕結論。

李碧華原著將結尾拉到了她所生活的香港。也許如上述所說有它的可取性。但是通讀李的小說會發現這位新女性作家總喜歡把故事跟香港扯上點關係。霸王別姬是文化衝突並不是地域衝突。也許在《潘金蓮之前世今生》中我還能接受遷徙香港的故事發展，但輾轉香港在這裏顯然不適宜。在我看來，這個結尾純粹是狗尾續貂。陳凱歌把它從影片中刪去才更體現了連貫性。當然原著中在浴池中的那一段出色描寫沒了用武之地不免有些可惜。不過只有經過取捨才能更精練嗎？

至於袁四爺成為丑角被可惜我倒是覺得完全沒有必要。要說明的是，他成為丑角不是因為同性戀的身份而是他卑劣的人格。他是同性戀嗎？也許是。也許不是。在同性戀需要尊重的今天，或許他根本沒有這個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