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台北電影節:面對雄性歐盟鬼魂《控訴風暴》
(Storm, 2009)
文/素樸勛
歐盟題材取代了世界兩極體系的電影文本一哥地位,筆者用「歐盟的鬼魂」來形容,在此政治整合的大前提之下,諸多人權、社會、自然議題應該同時被提昇,無奈那些違背「政治整合」的次要議題,一旦牴觸整合,便成為了被國家犧牲的必然。《控訴風暴》不只是對於過去的錯誤軍事暴行做反省,更有跨國組織的人道關懷,面對主權國家間的暗自政治盤算,在個人與制度對抗的過程,作為女性形象尤為需要堅強,戰後反思的公平判決,其象徵性意義與寬慰將大於報復性的肉體消滅。筆者有感,面對政治性整合也許是兩岸即將面對的議題,無論如何,在此之前的經濟、社會、人權、民生的公平正義,亦不能被「xx的鬼魂」坐大而犧牲。
政治凌駕一切
民族主義是當代最為火紅議題,民族企業、國家足球、種族意識,不論是娛樂抑或是政治,個人都難以遁逃於其中。當政治挾持媒體凌駕一切氛圍,作為擁有最大的非實質權力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在主權國家的神主牌之下,面對民族英雄,聯合國成為了名符其實的紙老虎,而國際組織之下,企業化的去人性化思維,將一個個受害者、證人,放到最適當工具的位置,那些情感、傷痕,被以正義、司法為名的大旗給犧牲,這些個體,各有情緒,面對海牙戰犯法庭的冷冰冰,更顯對比。
《控
訴風暴》中,女檢察官漢娜是個工作上具有專業的檢察官,最初,她的專業凌駕了對於證人的關懷、人性的溫度,面對為了要展現正義而天真的證人,漢娜將其對於
案件的要求以及其對正義的期待,深刻的將其訓斥了一番。面對國內政治以及媒體局勢皆對這個來自於聯合國派來的檢察官不利的狀況下,女檢察官面對恐怖的政治盤算,基於女性的感通以及再次檢視「正義」為何物,她將自己重新定位。
沉默亦即妥協
諸多歷史傷橫,由於政治盤算與國家與論機器的運作,通常會將社會再次撕裂,不論是智利的獨裁者皮諾契抑或台灣的二二八傷痕,有的國家在乎的是正義轉型,更有的國家寧願漠視傷口,選擇不願對立。在每個受害著的觀點,也許最深層的不願再提起、複習當初的恐怖,而超脫小我的勇氣控訴,正是弱者的唯一武器。
何
謂恐怖?在講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黎巴嫩發生的大屠殺的《與巴席爾跳華爾茲》總使以黑色風格的動畫呈現,但是超現實手法之下的最「恐怖」畫面便是相對於「動
畫」的真實屠殺場面以及哭聲,那些失去親人的哀號,以及充滿蒼蠅的屍體,在睜大眼睛的周圍,繞來繞去,是對這場大屠殺的最大控訴。在《控訴風暴》並無強調
當時恐怖經驗的再現,而是以那些不能癒合的傷口,藉由如同鬼魂一般重新介入原本想要平靜的生活,這無關正義、復仇,而是最簡單基於人性遺忘、解脫,但是沉
默亦即妥協,如此一來面對邪惡只能繼續保持沉默。
戰爭女性悲哭
戰時女性的社會地位,朝向生物性靠攏,交戰的雙方,分為勞動的「大後方」以及前線的「婦孺」,無論何者皆被雄糾糾的戰爭氣質凌駕。根據歷史的發展必然,戰爭本是人類悲劇性的毀滅發展,戰時女性地位與動物幾乎無異,戰爭系統以外的社經地位皆被毀滅,在槍桿子之下,女性悲哭。
歸納戰時女性悲劇,後方有望穿秋水的未婚妻,前方也有被俘虜玷污的村姑,作為弱者形象,其實在戰後亦然。戰後對於正義的重新訴求是《控訴風暴》中二元張力
的來源,作為司法、政治制度的陽剛,面對女性檢察官、證人的情感的流露,形成強力對比,而女性檢察官個體,亦有對抗制度上的無奈與對案件關懷的個人張力,
夾在其中,《控訴風暴》的男性司法系統演員,不約而同的都有掌控、凌駕的個人氣質,甚至在女檢察官最柔弱的個人情感依歸,最終也懾於「歐盟的鬼魂」,被徹
底摧毀。
最終《控訴風暴》帶有濃厚人道關懷,不失對當代政治關注而犧牲的正義興歎,是作為女性同時對抗政治、司法、以及權勢男性的司法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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