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總裁蓋茲這樣容他自己投身軟件開發事業時的心情：

未來從封面上冷冷地盯著我們；它不會等待。看來能在個人電腦革命一開始時便參與其中，實在千載難逄的好機會；我們緊緊地抓住了它。
很清楚的一點是：我們無法抗拒時代潮流。我們無法投票決定是否要要讓科技變我們的生活。我們也無法停止富有生產力的改變，因為市場將不顧一切地擁抱它。

在他大力頌揚資訊科技革命的同時，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種這樣的態度：要快樂，就得在人類的宿命面前投降。如果我們假設蓋茲的心態是有代表性的，那麼科技的發展就並不由一個發乎未來的宏圖來決定。相反，科技的發者往往正是活在一種在科技面前的無力感之中：他們相信，是科技決定他們的命運，而不是他們決定科技的命運。科技發展的本質，就是使是他們認定為必然之事成為事實，並因而証明及鞏固其必然性。在這些人歌頌科技將要如何解放我們之前，他們先要來告訴我們，在科技面蒯，我們其實沒有自由。而為了在人類集體被科技所奴役的遊戲中佔取先機賺取甜頭，他們就得緊緊地抓機會。而信仰科技，就等如仰這些宿命論者和機會主義者。

　　研技的研發者並不一定都幹有益的事情。理由有好幾個。第一，研究人員都是專家，而專家的資格並不是由人格來界定的。原則上，這些人的研究活動，是由他們的專業守則、道德和實用理由來指導的。可是，在二十世紀，前兩個原則漸漸失去了其重心的地位，實用考慮已經成為主導。市場、效率、研究及學術機構的名氣、效率，都成了主要的考慮因素。

　　第二，研究人員實際上也沒有多少自由。大家都生活在「不發表就發霉」（publish or perish）的「大逃殺」遊戲當中。在求生的大前提底下，發表有震撼力的研究成果才是要務，道德考慮只能退居次席。

　　第三，我們都生活在一個世俗主義的世代。科學家早已把上帝從他們的世界之中放逐出去，他們再也沒有一可堪仰望的對象。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見了科技巨大的力量，開始對科技崇拜起來。他們於是焉相信，科技就是人類問題的答案。這種樂觀的情緒，由於欠缺一種對人性軟弱的謙卑態度，漸漸使我們無視於科技發展的內在危險。

　　第四，與上一點相關，人類對其所作所為的影響所知其實非常有限。不但如此，我們對於自己的了解，同樣不見得很高明。我們對於人類會如何使用自己所發明的技術，作出許多的預測，但這些預測往往都是錯的。比方說，我們明明知道人類對於整個生態系統的構成和運作所知極少，但大多生物工程的技術專才依然堅信，基因工程將會為人類世界帶來莫大的好處。在這裏，我們的知識和自信根本完全不成正比。而諸如瘋牛症之類的災難，恰好証明我們的自信何等缺乏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