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傳媒的社會責任，一般人都會首先想到新聞工作者的守則。新聞工作是個專業。所謂專業，就是指一個行業，它的工作對社會是有影力的。因為這個原因，專業人員必需被賦予一定的權利，否則專業功能揮就會受到不必要的干擾和障礙。可是由於專業人員的工作具有影響力，專業人員也被要求負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新聞是社會公器，其作用在於監察社會，因此新聞專業必須受到專業守則的制約。以美國為例，新聞從業員必須恪守四個基本的原則：忠實、公平、獨立，以及尊重他人權利。而香港的記者協會也有一套專業守則，定記者必須忠實報導事實、確保以合理手段取得資料、保護當事人，以及尊重平等權利等原則。（見附錄三）這些守則所羅列的，可說都是現代社會的價值共識，並沒有太多可以爭議之處。有關新聞工作倫理的難題，不在原則，而在執行與監管。而有關監管的問題，我們在下一節會詳處理。

　　可是如果我們相信傳媒有巨大的影響力的話，對傳媒社會責任的探討，就不可能限於新聞，而該遍及所有傳媒訊息。究竟傳媒應當負起怎樣的責任呢？誠如傳媒學者閩諾（Newton N. Minow）和勒梅（Craig L. LaMay）主張，傳媒必須對社會的整體利益負責，而社會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讓我們的兒童能健康成長。 這個講法固然不錯，卻還是把傳媒的社會責任看得太窄了點。傳媒的影響力固然以對兒童為最，卻不表示其影響力只限於兒童。在傳媒影響力所及的範圍裏面，傳媒對於我們的社會品質，可說都是責無旁貸。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所以人是文化的動物。人不單生活在一個物理的環境之中，更生活在一個文化環境之中。因此，誠如紀伯納指出，我們實在需要一場文化的環保運動，正如我們需要一場生態環境的環保一樣。紀伯納指出，文化是一個極其豐富的系統，裏面包含了符號、想象、創造和報導等各式各樣的活動。這些活動有三個重要的功能：一．告訴我們事物如何運作；二．告訴我們事物是怎樣的；三．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事物。一個文化群體分享一些怎樣的故事，它的員就分享著一個怎樣的意義世界。可是隨著資訊的市場化，這些故事的編寫越來越為商業機構所壟斷。 這些機構在塑造我們的文化之時，所想的不是我們社會員的思想自由，也不是社會成員的文化質素，亦不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承傳，更不是下一代的成長需要，而是機構的商業利益。如果這些故的編寫與人類的社會生活的真正需要不相符，這些言論就削弱了社會成員了解和追求自己真正幸福的能力。簡單地說，傳媒工作者就是社會的文化工程師。如果工程師得為一座建築物的的質素負責任的話，傳煤工作者也得為社會文化的質素負責任。這就是我在上面指出傳媒是專業工作的理由。

　　這個傳媒就是專業的觀點，本來並不新鮮。一九三○年的美國電影協會守則（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ode），第一條就規定「不得製作任何降低觀眾道德標準的電影」。這條律則早期得到了電影業人士的共同遵守，可是隨著電影業內部的連繫削弱、競爭加劇，加上電視業所造成的威脅，電影業漸漸不再尊重有關的守則了。在一九六○年代，美國終審法院終於把電影和雜誌的色情內容解禁。自此，電影的檢查制度一直朝分級而非內容制約方面發展，而且趨勢是一貫地走向「寬鬆」。 問題是，對傳媒寬鬆，就是對家長和教工作者苛刻。以電視上越來越多的成人內容為例，這些內容，現時只要電視台在電視上間歇顯示出分級的標記，就能大模斯樣的進入每一個現代家庭。萬一家在開電視時錯過了標記顯示的那短短一剎，並因而讓孩子看了他認為孩子不適合看的內容，那可是家長閣下的事了。今天，「到十歲為止，孩子在電視或電影裏一共看到8000起兇殺案和10萬個暴力場面」。 我們那樣盡力保護商業傳媒的自由，在教育工作者和家長身邊設置那樣多的陷阱，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公義嗎？每一個人都有教壞我的孩子的權利，而家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無止境地增長的工時之外，還要負起一個責任，冒天下之大不違去教育他們的孩子，這就是現代所謂言論自由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