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翁澤一語道破我們的文明在面對死亡時的偏差：「我們的時代撤離了死亡，我們喪失了儀式，而且反對文化裏的耐力；像在房間裏安靜守著一位臨終者，這麼簡單的事，都已消失殆盡。」要讓末期病人重新得力，唯一的方法是讓死亡再次變得人性化。 死亡的非人化，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的特徵。人拒絕死亡，以致於為我們自己製造了一個非人化的，也因而是異常難堪的死亡，這可以說是人生荒謬的一個絕佳例証。

　　日本醫生兼安寧療護工作者柏木哲夫分析「現代死亡現象」的四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由在家死到醫院死」。柏木指出：古時候，大多數人是死在家裏的，到了一九四七年，醫院死的數字仍不足一成，可是到了一九九五年，醫院死的比例就上升到八成。

　　由醫院死的增多，就造成了現代死亡現象的第二個特徵：「從互動死到孤獨死」。柏木強調，在家死和醫院死有一個極重要的差異。在家裏，病人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之中，享受與家人之間的感情互動，互相給予支持和安慰。可是在醫院之中，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在醫院之中，包圍病人的是陌生的環境，陌生的醫生和護士，冰冷可怖的機器，加上受限制的探訪時間，都使本來可怕的死亡更形孤獨和淒涼。

　　與此相關的是死亡的第三個特徵：「從情緒化的死到科學式的死」。死亡不但在科學儀器的簇擁之下發生，在理解上，它也越發的變成一個不涉感情的科學概念。諸如血壓、心跳，腦波等等一大堆的概念，取代了人與人之間有血有肉的接觸與互動，構成了我們對死亡最根本的了解。也因此，不光是醫生，即使是病人的家屬，在與疾病搏鬥之時，都把搏鬥目標從病人的生活質素轉移到了這些生命的科學界說之上。

　　現代死亡的最後一個特徵是「從實際的死到戲劇化的死」。柏木發現，絕大部份現代人都沒有機會親身死接觸死亡，因此對於死亡，他們都缺乏了第一手的體驗。結果是我們對死亡的了解，除了來自教科書的科學界說，就只能來自傳媒的虛構。這樣只能造成對死亡的扭曲和簡化。

　　柏木的描述對於我們討論安樂死的問題大有助益。他讓我們明白，安樂死的爭論並不是在一個抽象的世界之中掉下來，而是有其特定的社會時代背景的。正如許多人指出，病人提出安樂死的要求時，或許他真正需要的並不是安樂死而是更多的關懷；那麼，當社會出現了安樂死的呼聲時，我們又怎知道社會所需要的不是別的東西呢？在一個非人化的死亡環境之中，安樂死的訴求是最為理所當然的。可是，病人究竟是否應該得到（deserve）一個更美好，更有人味的死亡環境，而不是更快速的死亡呢？

　　在我看來，死亡的非人化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只是我們整個非人化社會的其中一個環節而已。我們生活的非人化，並不等到我們垂死時才開始。在我們的爹媽雙雙出外工作，把孩子丟在家裏不理或是丟給菲傭照顧時；在我們爭相建立核心家庭，好擺脫我們的雙親之時；我們的生活已經嚴重地非人化了。醫院死是我們社會一個不可少的元素，因為若不把病人送到醫院，我們家庭就不能釋放出其所有可能的生產力，經濟就不能高速發展，社會就不能所謂「繁榮進步」。把經濟的生產力放在我們社會價值中的首位，置於家庭價值或精神價值之上，就是社會非人化的真正根源，安樂死的呼聲，其實是對這個非人化的社會的一個抗議。

　　所以我反對安樂死，並不因為我不問情由地堅守「不可殺人」的規條，而是因為它沒有真正解決非人性化的死亡問題。要解決非人性的死亡問題，我們就必須重建一個人性化的社會：我們要讓家人回到病人的身邊，讓兒子回到父母身邊，讓妻子回到丈夫的身邊。原則上，這需要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如果革命也可祥和地進行的話。可是在樣一場革命還未成形之前，我想安寧療護還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出路。

　　所謂安寧療護，是一種一九六七年始創於英國的服務，按美國安寧協會的定義，意指「有計劃的讓末期病人及其家屬，在醫院或在家接受持續性的醫及照護。由各領域專組成的團隊負責安寧療護工作，包括減輕病人或家屬因疾病弔發的身體上、精神、社會性、宗教性、經濟上的痛苦，並給予支持援助。」安寧療護的英文名稱是hospice care，「hospice」一字剛好代表安寧療護的七個要點：
Hospitality態度親切；
Organized care有組織的照顧，強調團隊合作；
Symptom control症狀控制；
Psychological support精神支援；
Individualized care注重個別差異的照顧；
Education教育大眾照顧臨終病人的原則和觀念。
只消很簡單地比較一下安樂死和安寧療護，我們就可以明白為甚麼安樂死會有市場：因為它比較不花力氣。我們只要提供常規的醫療服務給病人，病人捱得住就好，病人捱不住的時候，給他們一針了斷。可是，單憑安寧療護的定義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精神在於全面地承認病人：病人不單是疾病的載體，他也是一個有心靈和精神的生活，因此有心靈和精神需要的人。安寧療護就是全面地照顧病人這些方面的需要，也因此，它是將病人當作一個完整的人看待。這就是安寧療護和安樂死之間最重要的分別。

　　如果安寧療護比起安樂死更能確認人的尊嚴，那麼很明顯，安寧療護就是比安樂死更符合道德的選擇。問題是，為甚麼不兩者並行呢？我們盡一切的力量去支援病人，到病人的痛苦真的無法克服之時，就為病人施行安樂死，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嗎？我的答案是，原則上我並不反對這種做法，可是實際上這卻有困難。兩者並行之所以有困難，原因很簡單：因為兩者背後的動機與價值本來就背道而馳。邏輯上，安樂死可以假設很多不同的價值，可是在現實裏，它背後的原動力就是上述那種非人化的思維邏輯。所以，在安寧療護的發源地英國，能有二百多個安寧療護的機構，而在率先把安樂死合法化的荷蘭，卻只有不足十間。

　　基於這樣的考慮，我想我們可以對安樂死的道德價值作出以下判斷。第一，正如貨車司機的例子說明，至少在極端的情況下，安樂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必須非常小心，避免生命的尊嚴受到傷害。為此，我們不應輕易接納病人安樂死的請求，而必須盡一切努力給予病人一切所需的支援，目的是根本地去除安樂死的需要。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我們對安樂死的支持和反對就都是廉價的、不需付出代價的假良心：支持者給病人一針了事，反對者無視病人的痛楚，只滿足於「沒有殺人」的良心清白。這種對於病人的需要無動於衷的態度，實在都是麻木不仁。

　　荷蘭現時的法例規定，安樂死必須由病人主動提出，病人必須是末期絕症患者，並且得到主診醫生和另一個醫生的核准，方可施行。可是荷蘭的經驗也告訴我們，這些規定是不夠的。根據紀錄，根本沒有醫生的安樂死決定曾被同僚推翻，而更可怕的是，許多病人在作出安樂死的決定之時，根本沒有得到所有相關療法的資料。 而另一方面，從事安寧療護十五年的甘伯倫醫生指出，在提供了適當的安療療護的情況下，只有千份之一的病人仍然堅持安樂死。 回頭看荷蘭的數字，多達五份之一的人死於安樂死，這就証明了荷蘭大部份安樂死都是缺乏安寧療護的結果。這樣看來，如果病人沒有安寧療護的權利，尊嚴的死亡根本就無從談起。

　　我們上面指出，現代死亡的的可悲處在於它的非人化。安寧療護固然是使死亡恢復人性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它卻不是人性化的死亡的全部。與死亡搏鬥，其實也就是為了生命的價值而摶鬥，因此它是一場全方位的價值鬥爭。今日我們對生命價值的看法究竟有沒有扭曲呢？為甚麼有那麼多人一到了自己面容扭曲，或是大小便失禁之時，就覺得自己生命的價值喪失殆盡呢？是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對於肉體美和生產力過份迷戀呢？我們能否有這樣的器量，覺得需要別人的照顧不是一件羞恥的事？安寧療護不過是一種制度化了的關顧，它又如何可以取代家人在一生共處歷史中建立起來的關愛？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急速步伐之中，我們有沒有給予家人有足夠的空間去關顧病人？在病人的身體還是完好的日子，他又有沒有被給予空間去與家人建立這種關愛？我們的社會有沒有肩負起打造這種關愛的責任？有沒有充份肯定這種關愛的價值？安樂死的問題，不過是這場全方位的價值之戰之中一個稍稍惹人注目的環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