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像這消失的世界，消失的人群。
而消失，似乎暗示著這是一個不甚明確的時代。

我不是很肯定口罩的作用。
就在今天早上，我還是決定以機車取代電車。上路不久之後，我才發現到，騎乘機車的騎士在馬路上也變多了。大家似乎很茫然。就在這段路上，我還是發現有嚴重咳嗽的騎士，沒戴口罩。這些人都不會出現在電車裏，他們躲在我們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地方。我們也無法確定，他是誰，他到底是不是生病了。甚至，我們都不確定是不是應該關心他。

我是從四月起，就開始在搭乘電車時，戴上口罩。從那個時候開始，到今天五月六日。政府總算公佈搭乘火車的旅客必須戴上口罩的規定，我十分無奈。１９１８的流行性感冒，是否就此重演。
這時我仍會和友人聊起，除了美國，這個屢屢在流行性病毒的發作時，就會有非常可觀的死亡人數的國家；除了美國外，亞洲以外其它國家開始注意了嗎？答案是，在歐洲一些國家的媒體，還是以美伊情勢為最主要的報導對向，這不是和台灣一個月前一樣嗎？難道大家忘了１９１８在美洲的疫情肆虐，橫掃全球後，統計死亡人數超過了三千萬人的教訓。這可能比任何一個戰爭問題，都必須讓我們更加關切的。
我關心社會行為和價值的改變，而這改變或者應該說是──調整，我們需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少？

以前，我覺得騎機車，從鶯歌鎮到台北市區，三十公里的路程一件風險非常高的事，上下班每天騎車，二個小時下來，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太高。但，現在SARS疫情在持續擴張的時刻，連科學家都不能夠很有效的掌握住疫情，醫生亦無法完全控制病情的今天。我們的公共安全居然還是裸露的。我很感冒，這種反應遲緩的態度讓我很難過，我告訴自己如果很沒信心，那麼寧可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那怕是二個小時的路程。

就歷史的角度看來，大多死於疫情的都是軍隊裏的健康官兵，不是嗎？服役時，我曾想過怕不怕戰死的問題，我怕！但是我覺得值得，因為這是一個必須受到保護的社會，你的親友生命財產的保障，永遠來自一個團結的力量。不過當我們在面對不同的死亡價值時，那又如何了呢？回顧歷史，有多少美國大兵在受訓的時候，死在感冒的疫情下，疫情的傳播，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大戰時，軍人無力應戰，社會機器無法運轉。疫情造成的不只是社會問題，由於死亡人數龐大和死因不明確，便由恐慌心理轉而社會價值的崩潰，這就是１９１８的流感大恐慌，真不是我們現在所能回溯。
當時，就在疫情突然的結束後，除了科學家，似乎全世界的人，包括政府官員，都選擇性的對這段殘酷的事實失憶了。我想並不是真的失憶，而是太沈重了。由於當時醫藥並不今日發達，得病的人往往在數小時或數日間，立即死亡，來不及準備，全部的準備都來不及，包括親友的死亡，或是──自己的死亡。

即使現代我們擁有先進的分子生物技術，對ＲＮＡ的分析，甚已經對SARS病毒的DNA己完成了定序動作，醫學成就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我們對病毒（行為）仍然無法全面的瞭解，甚至抗生素和類固醇的發明，都不完全能醫治好病人。我們還能夠有什麼選擇呢？除了接受命運，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更小心的面對它。

我不知道自已是不是太小心。但很明顯的，政府除了很用力外，看起來並不是非常謹慎。太民主，太自由，是不是一件該令人擔憂的現象？這並不是我觀察現象的指標，而是無知，這才恐怖。

前二天，從台北火車站出站後，日光強烈的照過的了漢口街。異於往常的是除了車潮依舊，人卻少了許多。我想著，消失了。
我想像這消失的世界，消失的人群。
無知而恐慌的世界，也許正自我暗示著更不明確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