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清早六點的飛機﹐到聖荷西。司機在凌晨四點準時到家樓下等候﹐給我打電話時我卻仍在熟睡。我被他的電話鈴聲喚醒﹐一日的忙碌和混亂就此開始。

日出前的紐約沒有白日的忙碌氣息﹐也沒有入夜時的性感狂熱﹐只有寬寬的大馬路和少數同行的車輛。路旁的燈光昏暗得有些曖昧。我靜靜地坐在後座﹐企盼此次出行能夠一切順利。

由於我睡過了頭﹐到機場急急忙忙辦了登機手續﹐過了安檢﹐就直奔登機閘門。一切的程序都完成的出奇的順利﹐登機也組織的井然有序。不需過多的等候﹐我就已經安安穩穩的坐在機艙里了。我一邊暗自慶幸﹐一邊又覺得好像漏掉了什麼。不錯﹐我忘了在機場兌換外幣。不過想起來也太遲了﹐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

飛機在約兩個半小時以後在佛羅裡達停靠﹐轉機。我在閘口的附近轉了兩圈﹐仍是不見兌換外幣的窗口。眼看登機時間已過﹐我祇得兩首空空跑回指定登機閘口﹐把兌換外幣的希望寄於目的地機場。

登機以後發現我身邊坐著的是一對西班牙裔夫婦﹐看他們的樣子應該是一齊回老家。我再四週看看﹐發現整架飛機從乘客到空姐到機長﹐皆是西班牙裔﹐而我是唯一的亞裔。不出奇﹐因為此次航班的目的地是聖荷西﹐南美小國哥斯達黎加的首都。飛機起飛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一位墨西哥朋友所說的一句話﹕“我們墨西哥人和你們中國人不一樣﹐你們的家在遙遠的大洋的彼岸﹐你們可以做你們想做的任何事﹐你們的祖國不會看到。而我們不同。我們的家就在河的另一端。每次趟過那條河﹐我們都得做徹徹底底的墨西哥人﹐不能有一點點的美國味。” 我看看身邊的哥斯達黎加人﹐我想他們也應該如我墨西哥朋友所說的那樣﹐每次回家都得事先洗去身上的美國味。他們猶如一家人般親切的和身邊的同胞用母語打著招呼﹐說著老家的事。而我是外人﹐一個連西班牙語都講不流利的外人。

從佛羅裡達到聖荷西也不過兩個半小時的航程。我在當地時間上午十一點半到達目的地。沒有托運的行李﹐我背著我隨機攜帶的大背包就直接朝出境關口走去。在走廊盡頭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兌換外幣的窗口﹐那個驚喜啊。我走上前去﹐掏出一百美元就要換。業務員接過錢﹐滿臉職業性微笑的告訴美金對克郎的兌換率是一比四百七。我心底一驚﹐我昨天上網查到的兌換率明明是一比五百二啊﹐怎麼幾個小時內就跌了這麼多﹖該不會是美國發生什麼政變了吧﹖正當我納悶的時候﹐一個年約五十的哥斯達黎加男人也來到同一個窗口兌換外幣。他一聽兌換率就直呼太離譜﹐並且告訴我這個窗口並非機場內唯一的兌換窗口。走出這個大廳﹐就能以一換五百。我自然是不肯吃虧﹐拿回我的百元大鈔去了接機大廳。在那裡果然被我找到另一個外幣兌換窗口。我換了五萬克郎﹐收好剩余的美金和護照﹐出了機場。

在離開紐約前﹐我總擔心我在哥斯達黎加的朋友會接不到我﹐因為我們已有些年頭不見了。她總是很肯定的告訴我說她一定能找到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應該是整個機場里唯一的亞裔。她的話果然不假﹐我老遠就看到人群中唯一的亞裔-她和她的弟弟。我佯裝鎮定走上前去﹐她卻沖上來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回來起來﹐我們上一次見面應該是在亞特蘭大邊上的一個小城﹐我們在一起吃午餐來著。當時的我們肯定想不到這下一次見面居然是在哥斯達黎加這樣的地方。

在進城的路上﹐她興奮的給我介紹著路邊所有值得一提的建築和景觀﹐那些就是她近期生活的全部。車子在顛簸了半個小時以後駛進聖何西﹐我們在西班牙殖民主義風格的國家大劇院門前下了車。

聖荷西算不上是一個大城市。國民生活得也不是太富足。在劇院門前的廣場上﹐處處可見背著折疊桌椅賣彩票和其他小玩意兒的小販。她告訴我﹐在哥斯達黎加﹐六合彩頭獎的獎金也不過一萬美元。而人均收入更是少得可憐。行駛在路上的車輛看上去都殘舊不堪﹐大部份是從美國收購來的舊貨。雖然如此﹐哥斯達黎加因為其發達的旅遊業和客觀的咖啡產量﹐已經算是中美洲較為富裕的國家了。鄰國尼加拉瓜的勞工常常偷越國境到哥斯達黎加境內的咖啡農場做工。而哥斯達黎加本國的居民﹐也常常已非法移民的方式到一些更發達的國家打工掙錢。在哥斯達黎加的黑市上﹐一本用作偷渡用途的美國護照可以賣到五百美元一本。因為常常有不法人士偷竊旅客的護照。我的朋友有先見之明﹐讓我把我的護照複印了一份隨身攜帶。正本藏起來。

當天下午﹐我們就坐末班車去了位於哥斯達黎加和巴拿馬邊境的一個小村子。據朋友介紹﹐那個小村是圍著加勒比海灘建起來的﹐多原住民﹐自然風光極美。但因為交通不便和生活條件落後﹐也成為全國最無人問津的地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