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肯定是看電影以來最震撼的鏡頭：清澈的夜空，一輪皎潔的明月，一片薄雲在月下劃過，很優美的畫面。鏡頭一剪，一個女人的眼睛特寫。一個男人在打磨剃刀後，把女人的眼簾掀開，然後刀片在眼球劃過，晶體流了出來。這兩組鏡頭，從物件（圓形加上一片）、構圖到動態（輕輕的劃過）都很相似，發揮了蒙太奇的剪接效果。

這就是布紐爾（Luis Buñuel）1925與畫家達利（Salvador Dalí）合作第一部電影《安杜魯狗》（Un Chien Andalou）的第一場。布紐爾及達利擺明要與觀眾過不去：畫面噁心（雖然多看幾遍，你會知道那並非人眼）、大開觀眾的美感經驗玩笑（想像若是文學，「春花秋月何時了」接上「眼球割破知多少」）。說到尾，那是「品味」的問題，不是說編導沒品味，而是他們銳意挑戰觀眾的口味──精準一點是挑戰中產階級拘謹的審美觀及道德觀。《安杜魯狗》中，尚有很多關於階級的象徵（如「鋼琴」），以至優雅藝術避諱的裸露及性慾……性、暴力、爭議性的題材，在電影還是無聲的年代，布紐爾已見先鋒本色。

有人問，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及安東尼奧尼（Michaelangelo Antonioni）同一天辭世，有甚麼重要意義。現在看過這些電影的人不多，意義即使是有也不會很大，但褒曼及安東尼奧尼以電影探討哲學、宗教、人的感情生活及社會異化的議題，以電影來思考及辯論，這種作者導演，肯定是死一個少一個。

布紐爾也是以電影思辯的另一猛將。今天回看布紐爾，作為一個香港觀眾，不妨留意下面幾個特色。這些特色，在他處女作《安杜魯狗》已見端倪，所以作者論所謂的一個導演一生拍一片，在布紐爾身上亦能體現。

布紐爾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安杜魯狗》及《黃金年代》（The Golden Age，1930）都是布紐爾與達利合作的電影，這兩部作品都不講究說故事，但發揮了超現實主義天馬行空及充滿象徵的特色。而《安》中螞蟻從手掌爬出來的畫面，也讓人聯想到達利的超現實主義名畫《記憶的持續》（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31）。

布紐爾電影的爭議性題材：《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1966）講一個漂亮富有的少婦，甘願委身青樓，紅杏出牆，為求滿足個人性慾。他的遺作《模糊的情慾對象》（The Obscure of Desire，1977）同樣以性慾為題。布紐爾六七十歲亦老而彌堅，作品不獨充滿挑釁性，且分別找來第一美人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及名模Carole Bouquet坦然面對鏡頭，令我等少男影迷過目難忘。

布紐爾的反中產階級情結：香港貴為中產階級社會，觀眾一定要特別留意《中產階級審慎的魅力》（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1972）。看看影片中那些偽善、拘謹、悶棍的面孔，能不能跟你身邊認識的人（或自己！）對號入座。布紐爾一定洋洋得意，把道貌岸然的小資一族，把玩於掌股之間，叫他們團團轉沒好氣。

這次回顧，幾乎包括了布紐爾最重要的作品，實在不要錯過。

(*原載2007年9月《明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