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書名：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作者：Stephen Owenqq
出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1992
頁數：674 頁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朱耀偉


　　


前言

　　一直以來，研究中國文學的西方專著為數尚不算少，但在相比之下，以西方語言處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作品卻並不多見。直至一九七五年，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才推出他那本被稱作「第一本以當代西方方法分析中國文學理論的作品」：《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此後當然也曾有過有關中國文論的西方專著，但最具規模地全面探討傳統中國文論的還要算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國文學思想選讀》（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宇文所安可算是一位在西方學術體制中受訓的典型美籍漢學家。他以對韓愈及孟郊的專論起家，繼而又出版過《初唐詩》（The Poetry of Early T’ang）及《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兩冊巨集，奠定了其中國詩學專家的位置。他後來相繼出版了《傳統中國詩及詩學》（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回憶》（Remembrances）、《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等有關傳統中國詩學的作品。{2}對研究中國文學的西方學者來說，從專家詩到詩學到文學理論其實可算是一種相當順理成章的發展。{3}雖然《中國文學思想選讀》是以輯譯中國文論為主，{4}但在這厚達六百多頁的作品中，作者冠上了詳細的導論，並對每段選文作出評論及附上術語彙要。我們大可從這些論述瞥見作者對中國文論的一些洞見與不見。



導論：從「導論」談起

　　《中國文學思想選讀》全書共分十一章（包括了從先秦到清代的文論選譯及評論），並輔以導論、術語彙要、詳細的中西著作的參考書目及索引。宇文所安在「導論」中點出了三種處理中國文論的方法：一/．如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般以一個理論架構將中國文論系統化；二/．如韋思達（John Timothy Wixted）般探索某種詩體的流變；三/．如余寶琳（Pauline Yu）般探討某個課題在詩學傳統的發展。{5}宇文所安認為自己則是嘗試按第四種方式去補足對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以選讀的方式，通過文本去訴說中國文學思想的故事。（頁 13）{6}

　　作者顯然了解到選讀之不足，因此便開宗明義地聲明不求全面。雖然如此，作者所選的文論包括了從先秦直至清代的重要著作，儼然是一部歷代文論選。其實宇文所安在經過了如《回憶》及《迷樓》般較富創作性的作品之後，在《中國文學思想選讀》中可說重拾《初唐詩》及《盛唐詩》時代的典型漢學研究方式。當然，今次他將論述層次推展至文論，更加鞏固他作為研究中國閱讀傳統的西方專家之特殊身分。宇文所安也曾作有關比較文學的論述，但往往只是以英文談論中國文學，而忽略了一些無可避免的比較問題。{7}他也因此一再受到比較文學家的抨擊。也許因此他在書中重申他所預設的讀者FC63為「對非西方的文學思想傳統感興趣的西方學者及開始研讀傳統中國文學的學生」。（頁 12）雖然沒有標明，但他所說的學生自然是西方學生（或在西方學術體制中的中國學生）。對讀者FC63的圈定無疑避免了不少比較文學的問題，但我們無法否認以英文分析中國文論根本必然會帶出比較的問題。

　　再者，宇文所安在「前言」中又承認他可能遺漏了一些別人認為不可或缺的作品。他聲稱他是希望將此書設計為「開放」的文本，期望日後他自己或其他人能夠加以補充。（頁 viii）既然作者宣稱其選讀是開放式的，我們也不必執拗他所選的文論是否合適。我反而希望嘗試從「前言」及「導論」中的「女媧」式論點中翻出一些問題。對西方讀者那可能是修補無缺的青天，但對中國讀者而言，中國文本可能變成了鍊石補青天的材料。我們也許可以通過進入宇文所安的文本的隙縫，從而開拓出對中國讀者有設身關係的論述課題，並將此書創造性地轉化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選讀」的問題

　　毋容置疑，任何選讀也難以避免有以管窺天之敝。宇文所安在前言中所提出的「開放式」結構可說是十分合理的對策。然而，他企圖將沒有收入書中的文本也「隱喻式」的納入其文本之內，從而呈現出中國批評傳統的欲望卻叫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無論中國或西方讀者也不應忽略的。

　　在「早期文本」的一章，宇文所安只選譯了一段《莊子》作為道家文學思想的代表。〈天道〉中輪扁的故事固然能夠帶出道家文學思想的特點?羅根澤所言之「書文糟粕論」。{8}宇文所安主要是以這故事作為《孟子．萬章章句下》中「頌其詩」及「讀其書」的對比。他認為儒家經典大致上都強調語言在作為作者表現其內在生命及周遭之社會世界的媒介來說是稱職的，而早期的道家文本則往往反證語言是不足的。（頁 8-9）

道家對語言之不信任自不待言，但儒家也曾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繫辭傳》）之說。（宇文所安也有選譯這段文字，見頁 31。）既然聖人也強調「立象以盡意」，儒家文學思想看來並非如宇文所安所言般完全相信言可盡意。將儒道思想在言意問題之上的取向簡化為一種對立變相壓抑了問題的重要性。比方，道家思想便被單純地視作儒家思想的反證。當然，道家在很多問題之上也是抗衡儒家的。然而，誠如徐復觀先生所言，作為中國文藝史的重要支柱之道家思想的「出發點及其歸宿點，依然是落實於現實人生之上」。{9}我們在宇文所安的譯文及評論中卻似乎只能感到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對的其中一面，使道家思想看來只為傳統中國文論的個別流派，而忽略了它對整個中國文論傳統的深遠影響。若然如此，我恐怕我們難以理解宇文所安也有選譯的那些深受道家影響之作品（如《文賦》、《二十四詩品》及《滄浪詩話》等）中的言意觀。

「共鳴」的壓抑

　　正由於上述的原因，宇文所安似乎對某些中國批評術語之翻譯（也就是理解）有所偏差。由於篇幅所限，我打算只按上文的脈絡詳細討論「意」的問題。宇文所安在導論中已承認翻譯中國批評術語十分困難，因為有些技術性詞語幾乎是不能翻譯的。比方，他寧將「氣」音譯為“ch’i”。可是，他卻傾向將「意」翻作 “concept”（大概是「概念」的意思）。{10}

　　無可否認，翻譯的困難主要來自中國文評傳統並不熱衷於追求概括性的定義，而對這一點宇文所安也有其見解：

　在西方傳統中經常存在著追求精確定義和不同文學詞語的「共鳴」（即在不同指涉境況中有不同的應用，與精確定義背道而馳）這兩種欲望之間的張力，而中國傳統則只認為「共鳴」有價值。（頁 5）

可惜，宇文所安將「意」翻為“concept”的做法卻有將「不同指涉境況中的不同應用」同質化之嫌。且讓我以陸機《文賦》中「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意」為例子去開始分析這個問題。宇文所安也有引述郭紹虞先生對《文賦》的「意」之不同解釋，{11}並且同意郭紹虞的說法，指出「意」以下的特點：

　我們在某特定作品中所見到的不是普遍的「概念」或「意」，而是作者的「個人風格」所顯露的一種特定理解方式。（頁 81）

可是，他仍然如在其他脈絡般將之翻為“conception”。（頁 81）郭紹虞也曾指出陸機強調的是「通過構思所形成的意，是意和辭的統一」。{12}宇文所安以構思前的「概念」作為「意」的做法似乎忽略了意辭統一的重要性。

　　為方便進一步討論起見，且讓我先譯出宇文所安在「術語彙要」的部分對「意」的解釋：

　意：概念、想法、意義。「意」也許是詩學中最難翻譯的技術性詞語，因為它以難以估計的方式跨越了很不相同的英文概念。「意」有著很廣泛的用途，從對某些東西的精闢詮釋（如後民藝復興時期的 concetto）至普遍個案（某些特定觀感之立足點或其所引出之推斷），甚至「含義」（import）及「意味」（significance）。我們通常將「意」看作是存於思想中，而非現實世界中的。它又是一種將不同感官所獲得的資料加以聯繫的行為。比方，詩人可能看到盛放的花朵及感受到和煦的微風：從這兩種感官的事實推展至暮春的花落或同類的事物便是「意」，即是一種感官資料的詮釋性聯繫。「意」可以說是從如暮春般的個別事例推展而成的普遍類別。然而，詩歌可能只會提及花朵及微風，而讀者從此便可領會詩人的「意」。「意」有時是「意向」（intention）或「意願」（will），而在文學用法中它經常帶有意向性（intentionalty）的因素。其他時候「意」也可被廣泛地用作某人想及事物的方式。與此有關的複合詞有「古意」。（頁 594）

從「術語彙要」中對「意」的解釋來看，宇文所安似乎傾向意向性，並企圖將「意」歸返到「概念」的範疇。其實宇文所安在此提出之意向性是現代西方詮釋學的常用觀念。他在上面的引文所用的例子與許施（E. D. Hirsch）討論意義（meaning）與意味（significance）的分別時所用的也幾乎如出一轍。{13}查現代詮釋學有著兩個幾乎完全相對的學派：由許施代表的一派堅持文本中的意義可按作者的意向性決定，並且是不變的；而以葛特瑪（Hans-Georg Gadamer）為首的一派「哲學詮釋學」則認定由於理解必定帶有先見（preunderstanding），因而會因人而異，故意義是不可決定及常變的。許施自己的話正可總結了兩者的差異：「橴我們檂最大的分歧在於葛特瑪論定意義必然有差異性（differentness），而我則堅持意義的同一性（sameness）是可能的。」{14}其實許施的詮釋學深受胡塞爾（Edmund Husserl）有關人類意識的意向理論影響，堅信意向可以作為決定文本中的不變意義的指標。他所謂「意義」是指「本文字面上的全部意思」，而「意味」則是「本文意義與較大脈絡的關係」。{15}雖然他在〈意義與意味再析〉一文中擴闊了意義的範圍，將新的範例（即宇文所安上面所說的「詮釋性聯繫」）也視作意義的一部分，但其論點仍無法準確解釋中國傳統中的「意」。誠如徐復觀所言，鍾嶸《詩品》中「文有盡而意有餘」的「意」「決不是『意義』的意，而只是『意味』的意。」{16}

　　宇文所安在《中國文學思想選讀》中並沒有選譯鍾嶸的《詩品》，但當他翻譯可說與「文有盡而意有餘」一脈相承的「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時，他是將「意」翻作“meaning”（意義）的。（頁 406）從此可見他仍因為傾向意向性而偏執於意義之範疇，忽略了中國傳統是以意味為重的。因此他無法領略《二十四詩品》那種批評與創作，以及表現與再現的統一，而只能相當印象式而有欠公允的將《二十四詩品》稱為「真正印象式」的作品。（頁 299）

　　當然我並不是要針對宇文所安翻譯的不準確，其實所有翻譯都難免有不完善的地方（文學理論的翻譯問題也許更甚）。我主要是想以這個例子去點出宇文所安在認定中國傳統重視共鳴，而又不追求精確定義之時，他本身卻傾向可確定的意義。他的做法又會否變相壓抑了「意」在不同指涉境況中的共鳴呢？比方，假若我們將嚴羽的「意」圈死在意義的可決定性之中的話，「言有盡而意無窮」那種無跡可尋的意味便無法活潑的自我衍生。這種對共鳴的壓抑其實可以歸結到兩種批評論述的差異之上。追求精確定義的西方論述難免將追求共鳴的中國論述「定義」，因此翻譯便往往會把本來的意味暴力地詮釋為某種特定意義。

　　我已曾另文指出宇文所安亦注意到中西論述之間的不等性，但他卻企圖將問題「邊緣化」（如將之放在註釋中）。{17}在正文中不提西方理論決不等如解決了問題。我們可以察覺到在宇文所安的論述中到處也滲透著西方論述的影響（如“meaning”, “concept”, “intention”等字眼在現代詮釋學中的意蘊是十分複雜的）。在《中國文學思想選讀》中他卻仍然將這個問題壓抑下去。

　

漢學家的焦慮？

　　對於宇文所安之迴避中西批評論述之間的問題，我們可訴諸他對北島的批評來作進一步分析。宇文所安曾批評北島的詩作，認為他的作品可以輕易地譯成英文；那即是說北島的作品不能再使人感受到作者的民族文化，而是幾乎已經完全「國際化」（即英文化及論述上的商品化）。{18}周蕾曾大力批評宇文所安，指斥他對北島的批評是源於他「對自己橴作為漢學家檂的學術位置的焦慮。」{19}換言之，在作為漢學家的宇文所安的心中早就有FBF3對「中國」的特定印象，而那形象有FBF3一種只有專家才能了解的神秘素質。如今北島的詩幾乎可以直譯，彷彿打破了從前那個神秘而難以理解的神話。這種「解除神秘」會嚴重的侵犯宇文所安作為漢學家的身分。{20}

　　這種「漢學家的焦慮」在《中國文學思想選讀》中昭然可見。否則宇文所安也不會在肯定中國和西方批評傳統的差異（共鳴和精確定義）之後，卻又在其翻譯中暗中將差異壓抑下去，並迴避中西論述之不等性的問題。這種做法給人的感覺是宇文所安因為佔據了漢學家的優越位置，於是便可隨意決定在甚麼地方將差異凸顯，又在甚麼地方將差異壓抑。最諷刺的是這種隨意收放又可掉過來鞏固他本身的位置。

　

小結

　　無論如何，如《中國文學思想選讀》般針對中國文論傳統的西方作品實不多見，作者的野心還是叫人欽佩的。雖然很多比較文學家曾批評宇文所安在比較批評上的不見，但《中國文學思想選讀》對中國文論的國際化之貢獻是不容否認的。當然，中國文論的英譯並非國際化的必然或唯一媒界。我想中國學者對當今批評論述共同關心的課題作出創建性回應，振起中西論述之間的「共鳴」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們有必要認清貢獻的兩方面。正面的貢獻可說是將中國文論傳統以西方讀者所能理解的方式有系統地引介到西方文壇，為中西文論的對話鋪路。對中國讀者而言，它的貢獻則可能更在於「反面」。在今日這個不能再固步自封地作研究的時代，閱讀西方作品對我們的傳統之分析能助我們從跨文化的更廣闊視野去審視自己的傳統，也更能對中國文化在世界性論述中的形象作出匡謬正俗的工夫。《中國文學思想選讀》能夠開展出不少中西論述不協調的問題，自我呈現出從西方閱讀中國文論的困境。這不單能為中國文論提供更多論述空間，也可作為其他中國文史哲論述的國際化的範例。當然，我們更冀望宇文所安自己能對其選讀作出批判性的閱讀，推展出一套中西文化之間的文學批評理論。






註釋:


{1}Jeanette L. Fauro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轉引自 James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的封底。

{2}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Han Yu and Meng Chia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Poetry of Early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宇文所安也曾寫過有關中國詮釋理論的文章：``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橴〈理解的歷史性〉檂，收在 Tamkang Review 14 （1983-4）: PP.435-466. 他亦曾指導過這方面的博士論文：Steven Van Zoeren, Poetry and Personality: A Study of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Classic of Odes’,’’ 橴《詩與個性：〈詩經〉詮釋學研究》檂（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6）後來改寫為 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橴《詩與個性：傳統中國中的閱讀、註解與詮釋》檂（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其實專門輯譯中國文論的作品也不多見，其中較重要的可算黃兆傑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Wong Siu-kit, 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5}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3. 下文對此書的引述將只標明頁數。宇文所安所舉的三個範例依次為 James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John Timothy Wixted, Poems o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 （1190-1257）橴《詠詩詩：元好問的文學批評》檂（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2）;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橴《閱讀中國傳統中的意象》檂（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6}我們要明白宇文所安有一個頗為奇怪的論點：他一直認為文本會預設對其本身的詮釋，因而文本可自我呈現出它自己那個傳統的閱讀成規。參見 Owen, ``The Historicity of Understanding.’’

{7}參見拙文 ``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from the West: Three Exemplary Positions,’’ in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XIII（Sept 1993）: pp. 308-320. 中文版本〈從西方閱讀傳統中國詩學〉收在拙著《後東方主義：中西文化批評論述策略》（板橋：駱駝出版社，1994）。

{8}此語轉引自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 61。

{9}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67），頁 46。

{10}宇文所安在導論中也承認這一點；參見頁 17。

{11}有關郭紹虞先生對《文賦》的「意」之不同解釋，參見郭紹虞：〈論陸機《文賦》中所謂「意」〉，《文學評論》（1964 年 1 月），頁 8-14；收入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郭紹虞：〈論陸機《文賦》中所謂「意」〉，頁 9。

{13}參見 E. D. Hirsch,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橴《詮釋的目的》檂（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2. 我借用了徐復觀先生的字眼來將“meaning”翻作意義，“significance”翻作意味。見徐復觀：〈釋詩的比興䐶奐s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收於其《中國文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76），頁 91-117。

{14}E. D. Hirsch,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Reinterpreted’’ 橴〈意義與意味再析〉檂，收在 Critical Inquiry 11（Autumn 1984）, p.214. 有關葛特瑪的詮釋學主要可參閱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橴〈真理與方法〉檂（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中文的導論作品可參閱殷鼎：《理解的命運》（北京：三聯書店，1988）。

{15}Hirsch, 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 p.2.

{16}徐復觀：〈釋詩的比與䐶奐s奠定中國詩的欣賞基礎〉，頁 114。

{17}參見拙文 ``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from the West: Three Exemplary Positions,’’ pp. 308-320.

{18}參閱 Stephen Owen, ``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 橴〈世界性影響的焦慮：何謂世界詩歌？〉檂in The New Republic（Nov 1990）, pp.28-32. 他在文中主要是針對北島的作品及麥道歌對其作品的英譯；見 Bonnie S. McDougall, The August Sleepwalker（London: Anvil Press, 1988）.

{19}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5.

{20}我並不完全同意周氏的論點，因為以下兩個問題其實是可以同時並存的：漢學家的焦慮與現今的文學創作在論述上的商品化（即遷就主導論述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