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4-30 20:37:05fianse
轉錄：專家真能解讀自殺？
作者說到：「以此，統治者在這個問題上，把自殺當作是一種特殊的病態，從而迴避了其中可能透露的抗議訊息以及自我形象破滅的窘境，還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整個原住民族群病態心理的問題，更進一步從社會進化論的立場，確認自身統治作為的正當性，高自殺率變成族群進化暫時且必要的犧牲。...因為既是疾病或『生病異己』的問題，就不存在著可理解與詮釋的可能性。如此，自殺問題轉化為醫療專業與健康照護系統問題，自殺者所發出的沉默異議，就不再是對統治正當性的威脅。」
再一次，我感到希望。希望在於我們有這樣各行各業認真思考的人士。雖然也一併有著一些鳥人和鳥事。
這些認真思考過日的人不以當下時局為困，不以自身所學所限，永遠瞻顧著遠方、未來。
fia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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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真能解讀自殺？
中國時報 論壇 930416 ⊙巫毓荃
針對一天十三起自殺十一人死亡的頭條新聞，政治人物很快依循自身的政治立場與目的，對此作出詮釋，將其歸因於失業率、經濟衰退或是選後民心的動盪。衛生官員也立即做出澄清，一方面指出台灣的自殺率並不比其他亞洲國家高，一方面重申自殺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不能以簡化的因果模式解釋，避免其成為一個政治論述。
研究顯示百分之九十的自殺者罹患某種精神疾病，因此，加強精神照護系統的功能成為專業上與政策上對此問題的回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主流意見，否則在立法院的質詢對象就不會是衛生署的官員了。但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質詢，卻對著衛生官員提出，是否會讓人有些錯亂呢？或許我們應該思索的，反倒是誰才是自殺問題的專家以及專家能為我們做些什麼等問題。
在台灣歷史中，某個族群曾在一段時期有著極為驚人的自殺率。依衛生署的統計，台灣近年年度自殺死亡率大約每十萬人中有十到二十人，但是在日據時期昭和十年至十四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泰雅族的年度自殺率高達每十萬人約有五十八人。這樣的現象與昭和五年所發生的霧社事件一樣，對於殖民統治者所建構的殖民論述構成極大的挑戰。為此，當時台北帝大精神病學教室副教授奧村二吉，特針對原住民自殺問題進行研究。
奧村依據警察機關對每一個原住民自殺個案的紀錄分析，發現原住民的自殺常常直接導因於某些小事，如與家人爭執或被斥責等，且經常有多人偕同自殺的情形；認為原住民的高自殺率是因為其幼稚未進化的心靈，缺乏理性控制的力量，容易受他人的勸誘而一同結束生命。此外，他還舉出雖未參加霧社事件但因管理理由被遷移到平地的巴蘭社，他們所居住的中原村在昭和六年到九年間，有著極高的自殺率，換算成統計數據，每年每十萬人高達三千多人自殺死亡。奧村以日本關東大地震後自殺率只些微升高為對比，認為同樣經歷環境變遷的衝擊，原住民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死亡率，是因為他們的精神狀態比較無法容忍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
因此，他總結原住民的高自殺率是由於精神的變質。換言之，是一種精神的疾病，只是罹病者並不只限於自殺者，而是整個族群共有的心理狀態。以此，統治者在這個問題上，把自殺當作是一種特殊的病態，從而迴避了其中可能透露的抗議訊息以及自我形象破滅的窘境，還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整個原住民族群病態心理的問題，更進一步從社會進化論的立場，確認自身統治作為的正當性，高自殺率變成族群進化暫時且必要的犧牲。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奧村論述的謬誤明顯可見。例如他研究主題雖是原住民自殺者，實際上卻是以整個原住民族群為論述對象，將其視為異己的病態族群，由此得出有益於殖民者立場的結論。但這並非指責其放棄科學客觀中立的立場，故意讓自己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事實上，這或許是當時所有殖民社群共有的意識，包括帝大心理學學者在內，以科學方法研究證實原住民「野蠻、未進化心靈」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樣的前置概念決定了他們所看到的問題及其研究的視角。
但重要的是，現今有關自殺的科學或醫學研究，是否真正跳脫出相同的謬誤或片面性呢？ 自殺者百分之九十罹患某種精神疾病的結論，與奧村認為原住民自殺是由於精神變質與幼稚的觀點，在立論與所造成的結果上，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就精神疾病的定義而言，自殺意念是定義精神疾病的重要症狀，因此，自殺者大多罹患精神疾病既是研究所得結果，一方卻也是研究進行所在場域的基本預設。即使不把自殺族視為一個特定的「種族」，卻也把自殺者視為一個異己的「種類」，以此為前提進行實證的研究。雖然這樣的取向讓我們可以大量蒐集自殺者的實證資料，但在解釋上卻阻止我們對自殺者或自殺現象作出任何社會層次或個人層次上的實質詮釋。因為既是疾病或「生病異己」的問題，就不存在著可理解與詮釋的可能性。如此，自殺問題轉化為醫療專業與健康照護系統問題，自殺者所發出的沉默異議，就不再是對統治正當性的威脅。
科學研究的確可以提供寶貴的洞見，但其實證研究的取向，觀察分類的方法，在自殺問題上正是造成其片面性的原因，其「去政治化」的解釋卻有其「政治性」的影響。與政治人物基於其政治立場的解釋相較，二者都有其限制，在閱讀時都必須檢視其預設才能真正評價其中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自殺是震撼人心的新聞，它觸動了每個人心中不同的角落，向每個人透露出不同的訊息，無論在個人或集體的層次上，我們都可以做出各種不同方向的解讀，在評判專業或政治人物解讀的同時，不要忘記從自身立場詮釋的權利以及行動的可能性。（作者為台安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再一次，我感到希望。希望在於我們有這樣各行各業認真思考的人士。雖然也一併有著一些鳥人和鳥事。
這些認真思考過日的人不以當下時局為困，不以自身所學所限，永遠瞻顧著遠方、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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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真能解讀自殺？
中國時報 論壇 930416 ⊙巫毓荃
針對一天十三起自殺十一人死亡的頭條新聞，政治人物很快依循自身的政治立場與目的，對此作出詮釋，將其歸因於失業率、經濟衰退或是選後民心的動盪。衛生官員也立即做出澄清，一方面指出台灣的自殺率並不比其他亞洲國家高，一方面重申自殺是一個複雜的現象，不能以簡化的因果模式解釋，避免其成為一個政治論述。
研究顯示百分之九十的自殺者罹患某種精神疾病，因此，加強精神照護系統的功能成為專業上與政策上對此問題的回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主流意見，否則在立法院的質詢對象就不會是衛生署的官員了。但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質詢，卻對著衛生官員提出，是否會讓人有些錯亂呢？或許我們應該思索的，反倒是誰才是自殺問題的專家以及專家能為我們做些什麼等問題。
在台灣歷史中，某個族群曾在一段時期有著極為驚人的自殺率。依衛生署的統計，台灣近年年度自殺死亡率大約每十萬人中有十到二十人，但是在日據時期昭和十年至十四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泰雅族的年度自殺率高達每十萬人約有五十八人。這樣的現象與昭和五年所發生的霧社事件一樣，對於殖民統治者所建構的殖民論述構成極大的挑戰。為此，當時台北帝大精神病學教室副教授奧村二吉，特針對原住民自殺問題進行研究。
奧村依據警察機關對每一個原住民自殺個案的紀錄分析，發現原住民的自殺常常直接導因於某些小事，如與家人爭執或被斥責等，且經常有多人偕同自殺的情形；認為原住民的高自殺率是因為其幼稚未進化的心靈，缺乏理性控制的力量，容易受他人的勸誘而一同結束生命。此外，他還舉出雖未參加霧社事件但因管理理由被遷移到平地的巴蘭社，他們所居住的中原村在昭和六年到九年間，有著極高的自殺率，換算成統計數據，每年每十萬人高達三千多人自殺死亡。奧村以日本關東大地震後自殺率只些微升高為對比，認為同樣經歷環境變遷的衝擊，原住民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死亡率，是因為他們的精神狀態比較無法容忍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
因此，他總結原住民的高自殺率是由於精神的變質。換言之，是一種精神的疾病，只是罹病者並不只限於自殺者，而是整個族群共有的心理狀態。以此，統治者在這個問題上，把自殺當作是一種特殊的病態，從而迴避了其中可能透露的抗議訊息以及自我形象破滅的窘境，還把這個問題轉化成整個原住民族群病態心理的問題，更進一步從社會進化論的立場，確認自身統治作為的正當性，高自殺率變成族群進化暫時且必要的犧牲。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奧村論述的謬誤明顯可見。例如他研究主題雖是原住民自殺者，實際上卻是以整個原住民族群為論述對象，將其視為異己的病態族群，由此得出有益於殖民者立場的結論。但這並非指責其放棄科學客觀中立的立場，故意讓自己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事實上，這或許是當時所有殖民社群共有的意識，包括帝大心理學學者在內，以科學方法研究證實原住民「野蠻、未進化心靈」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樣的前置概念決定了他們所看到的問題及其研究的視角。
但重要的是，現今有關自殺的科學或醫學研究，是否真正跳脫出相同的謬誤或片面性呢？ 自殺者百分之九十罹患某種精神疾病的結論，與奧村認為原住民自殺是由於精神變質與幼稚的觀點，在立論與所造成的結果上，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就精神疾病的定義而言，自殺意念是定義精神疾病的重要症狀，因此，自殺者大多罹患精神疾病既是研究所得結果，一方卻也是研究進行所在場域的基本預設。即使不把自殺族視為一個特定的「種族」，卻也把自殺者視為一個異己的「種類」，以此為前提進行實證的研究。雖然這樣的取向讓我們可以大量蒐集自殺者的實證資料，但在解釋上卻阻止我們對自殺者或自殺現象作出任何社會層次或個人層次上的實質詮釋。因為既是疾病或「生病異己」的問題，就不存在著可理解與詮釋的可能性。如此，自殺問題轉化為醫療專業與健康照護系統問題，自殺者所發出的沉默異議，就不再是對統治正當性的威脅。
科學研究的確可以提供寶貴的洞見，但其實證研究的取向，觀察分類的方法，在自殺問題上正是造成其片面性的原因，其「去政治化」的解釋卻有其「政治性」的影響。與政治人物基於其政治立場的解釋相較，二者都有其限制，在閱讀時都必須檢視其預設才能真正評價其中的意義。更重要的是，自殺是震撼人心的新聞，它觸動了每個人心中不同的角落，向每個人透露出不同的訊息，無論在個人或集體的層次上，我們都可以做出各種不同方向的解讀，在評判專業或政治人物解讀的同時，不要忘記從自身立場詮釋的權利以及行動的可能性。（作者為台安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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