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韓國電影，我們想到的多半是熱鬧與繁華——每年有大量的電影產出，並且其中不乏優秀之作，在國際電影節上頻頻得獎，韓國國內票房又突破了多少萬刷新了歷史紀錄……從整個韓國電影的發展來說，目前的確仍處於繁榮狀態，但是穿過這些熱鬧的表面，卻能洞察到其中隱藏的危機。

　　作為釜山電影節的活動內容之一，由電影配額制文化連帶集團主辦的“世界電影產業勞動者的勞動環境現狀比較和改善方案討論會”16日在CGV影院舉行。

　　韓國導演鄭允哲，演員鄭振英(《王的男人》中的“王”)，法國影人Claude Midel，墨西哥影人Alfredo Gurrola，以及韓國最大的經濟公司sidusHQ的代表理事車盛宰出席了此次活動。

　　韓國影人的“悲慘生活”

　　討論會開始前，大螢幕上放映了一段精心製作的短片，講述了韓國影人的“悲慘生活”。在很多影迷眼裏，電影製作人似乎是一個神秘又令人嚮往的工作。而就如明星與傳媒一樣，當一個東西被套上某種光環，背後的艱辛往往是我們所難以想像的。

　　導演採訪了幾位電影攝製的劇組人員，其中有燈光師，造型師等等。提起自己的工作狀態，他們大都是極其無奈的，其中還有些許憤怒。“大家都說電影是藝術，對，是藝術沒錯，可是我們做電影的人，也是需要生活的！”而另一位女攝影師則無奈的表示：“我選擇了這份工作，就代表著我放棄了婚姻。”

　　一進劇組就是4、5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期間每天早出晚歸。《王的男人》劇組在京畿道某處拍攝時，劇組人員每天淩晨4點就起床工作，直到晚上或者深夜。

　　而這種無休止的工作卻沒有給他們帶來很高的收入。他們工作4個月只能拿到韓幣300多萬，而在韓國一般人的工資是每月200多萬。“如果要成為富人，那就不要選擇做電影工作人員”，片中一位工作人員不無諷刺地說，“我們有時候一年才能拿到100萬，並且電影拍攝結束後，我們還不能馬上拿到錢。”

　　那麼電影票房賺來的錢都去了哪里？當面對工作人員的質問時，電影公司否認他們賺了很多錢，他們說，拍電影的錢都是從銀行借的，最後要還給銀行。而如果某部電影一旦有明星加入，明星就又把影片製作人員的錢分走了一大半。

　

　韓國影人的外部困境

　　韓國電影人面臨的困境不只來自自身的勞動環境，更有來自外部的壓力。2006年3月7日，韓國國務會議通過了縮減電影配額制的試行令改進案。從公佈這一消息開始，韓國無數影人明星都紛紛走上街頭表示抗議，而這個改進案還是在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實施了。從此，影院每年至少上映本土電影的天數從146天減至73天。政府對電影人說，“抗議無效”，而一貫支持本國電影的民眾，也對此反應冷淡。

　　在釜山電影節活動期間，我們不停地看到有人在遊行，有人在舉著牌子抗議。抗議無效歸無效，韓國電影人保護本土電影的信念卻沒有中止。

　　明天真的會更好？

　　出席討論會的法國影人驚歎韓國與法國的相似，電影人工作強度大待遇低，這所有的情況都曾在法國發生過，不過法國從四年前就開始改變這種狀況。而墨西哥影人則表示，墨西哥電影市場中本土電影也在不斷地遭受美國電影公司的入侵。

　　針對繁重的工作狀態，韓國電影人曾多次跟相關部門談判，最後卻都只得到了這樣近乎無意義的回答：一切都會好的！而靜坐抗議等反對FTA和新的電影配額制的活動也都是只能抒發一下憤怒的情緒，內憂外患一起出現，韓國電影該如何繼續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