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東初老人創辦《人生》，那時他赤手空拳到台灣不久，甚至連住的地方也沒有，暫時落腳於北投法藏寺。雖然自身都還沒有安定，東初老人卻已意識到文化與教育的重要性，這與他在大陸焦山辦佛學院的經驗有關，所以非常重視人才的培育。但是他既沒有道場，也沒有人手幫忙，要辦教育很不容易。

但是培養人才可從幾個不同的方向著手，第一是辦學校、培育學生；第二就是辦刊物。辦刊物的功能，一來可以鼓勵年輕的法師、居士們投稿，讓他們在撰述過程中，藉由思維法義而使自己的智慧和文筆有所成長；二來也可以弘揚佛法，尤其那時台灣光復沒多久，整個漢文化，特別是漢傳佛教的文化相當落後，因此東初老人希望透過雜誌，讓民眾了解漢傳佛教，並且提昇佛教徒的水準。雖然不是辦學院，但也是一種教育，而且雜誌的教育功能更大、更普遍。

但是在沒有錢沒有物力的情況下，《人生》是怎麼發行的呢？東初老人找了十個經濟情況比較好的居士和法師當贊助人，然後每個月向他們收贊助費，以此做為資金來出版雜誌。

至於讀者、訂戶在哪裡？東初老人是按寺院的名冊，將雜誌寄給每間寺院，以及一些學校、文化機構與書店。所以，雖然《人生》標榜著訂閱，也有訂價，但幾乎全部都是贈送的。實際上，他是藉由文化出版社來弘揚佛法，再以佛法來教育大眾。

《人生》名稱的由來

為什麼將雜誌命名為「人生」？其實是從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生佛教」理念而來。之所以有這樣的理念，是因為太虛大師看見大陸傳統的佛教，都是隱居山林、閉門修行的山林佛教，或是為往生者而設的經懺佛教，使得中國佛教日漸衰微，讓社會大眾看不起，甚至連當時的政府，也認為寺院對社會沒有實質的幫助，要沒收寺產來辦學校。因此，太虛大師的老師—奇禪法師（又稱「八指頭陀」），開始主張籌辦僧眾的學堂，太虛大師繼之而起，也鼓勵很多寺廟開辦佛學院。

因為東初老人畢業於太虛大師所設立的閩南佛學院，所以繼承了「人生佛教」的理念，要把傳統佛教轉化為文化的佛教、教育的佛教，並且根據佛法建設一個「人間佛教」的世界。

東初老人認為，文化與教育的佛教，是普遍適用於人間的，其內涵是關於人的生命、人的生活、人的生存，而這些就是「人生」。因此，他用了「人生」兩個字來為雜誌命名。東初老人辦《人生》後，幾乎每一期都會討論到人生佛教，進而根據人生佛教的角度來談論佛教。

《人生》是中國大陸法師來到台灣之後，創辦的第一份中文佛教月刊，雖然是薄薄一本，但卻彌足珍貴。在每一期刊物中，常常可以看到東初老人一個人用許多化名，寫了許多文章；創刊的前幾期，內容多半都是他自己寫的。當時東初老人也藉由《人生》促成了教界的交流，一方面他邀請圓光寺的妙果和尚擔任社長，使妙果和尚接觸到大陸的佛教思想，另一方面又請到慈航法師來當贊助人，為雜誌寫稿。

今日，時隔近六十年，再來看「人生」這個主題，不但非常正確，而且十分現代化，相當具有未來性，因此，我對於東初老人呼應太虛大師的理念而創辦《人生》，感到非常敬佩。

《人生》對教界的影響

這份雜誌到底發揮了多大的功能？首先，藉由《人生》，東老人培養了不少編輯人才，還有寫作的人才。最初雜誌是由東初老人自己編的，後來邀請了圓明法師、廣慈法師、幻生法師、心悟法師、成一法師、星雲法師、性如法師以及張少齊居士、楊白衣居士來編輯。這些擔任編輯的法師，往往為了編雜誌而一再練筆，因為他們不但要寫編後語，還要與作者書信往來，更要回答讀者的問題，在早期的《人生》中，常見星雲法師寫的文章。所以，受邀擔任《人生》的編輯，雖然付出了很多的時間與勞力，可是無形中也得到不少益處。

另外，《人生》的創刊，對教界也產生了一些漣漪與反應，這可從《人生》復刻版中，所刊登的來信與回函中看出端倪。除此以外，《人生》出刊之後，佛教界其他雜誌也跟著陸續出現，表示辦雜誌的確是正確的弘法方向。

1960年，我繼性如法師之後擔任《人生》的主編。可是編了幾期，就因為受戒，以及受戒後突然決定南下閉關，致使東初老人來不及找人，也因為一直沒有人接續編輯，而在1962年停刊。

我從日本留學回來以後，就想要把早期的《人生》復刻，因為早期的雜誌散佚各處，只有我留學日本前收集的一整套，存放在東初老人的房間裡。這套雜誌如果不在我手上復刻，以後可能就見不到完整的了。因為若我不在世了，這套《人生》是不是還會有人重視、是不是還有人能夠看到，都是未知數。

生命與《人生》息息相關

我復刻《人生》的用意，是為了保存歷史、保存文物，以及保存東初老人的心血與思想。但是一天過一天，一直沒有機會這麼做。後來我只能把這套書搬到我的房間，當我搬到哪裡，它就隨我搬到哪裡，因為《人生》是如此珍貴，連別人要借，我都不出借。

我的生命與《人生》息息相關，從當一位讀者、作者，進而成為編者。我尚在軍中時，最初是在煮雲法師的蓮社看到它。那時《人生》刊登著許多文章，除了長老法師執筆外，也有年輕法師的投稿，還有居士或一般年輕讀者的投稿，閱讀的年齡層次很廣，讓我覺得這份雜誌蠻有意思的。其實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佛教雜誌很少，而《人生》幾乎是唯一讓大家共同來參與的園地。

我之所以會從讀者成為作者，則是《人生》主編性如法師的關係。他知道我在香港王道辦的《人生》投稿，於是向我提議：「你原本是法師，應該也要為我們的《人生》提供稿子。」於是我開始為《人生》寫稿；也因此認識了東初老人。

當時東初老人看到我文章寫得很勤，而且內容也頗有見地，就請性如法師約我見面。見了面以後，又親自約我到他所住的「中華佛教文化館」看看，於是我真的去拜訪他，日後便在文化館出家了。談起自己在東初老人坐下出家的因緣，真是說是全因《人生》的關係。

我曾在自傳中提過，《人生》的停刊，除了是因為我去閉關外，主要也是因為自己感覺不勝負荷。因為《人生》每次募到的錢只有兩百塊，僅夠支付寄發的郵資、出版的紙張和印刷費用。錢少是小事，但是我一個人身兼作者、編輯、校對，還要負責發行。而所謂的發行，即是自己從印刷廠把雜誌運回來，然後一份一份裝進袋子裡、貼上名條，最後再送到郵局寄發，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休息不到兩星期，又要開始下一期的作業了。

想想當時自己一個人要邀稿、寫稿，然後要編輯；而在編輯時，更不懂美術。那時還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於是到處剪報頭、刊頭和插畫拼貼起來，就這樣編了寄出去。現在我看到當時自己編的《人生》，實在覺得簡陋，版面編排真是談不上美學的概念。

這份雜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會讓人感覺水準不高、格局不大、思想偏於保守。雖然我的師父東初老人是個具有新思想的人，卻無法落實在《人生》上，讀者看不到特別、具有啟發性的新思維。但是能夠將雜誌命名為「人生」，內容聚焦在人生的問題上，也可說是佛教新思潮的啟蒙了，這在當時仍然是非常稀有珍貴的。

《人生》的復刊意義

雖然我對於《人生》一路走來的努力，感到滿欣慰的，但是我始終覺得很遺憾，因為1962年《人生》在我的手上停刊。因此，當我從日本留學回來，開創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也出版了《中華佛學學報》後，心想既然我回到台灣，就要將《人生》重新出版，然而直到1982年，雜誌才又復刊。
但是《人生》復刊時，也面臨了沒有人編輯、沒有經費的問題。於是我一方面請成一法師當社長、方甯書教授任主編，另一方面則自己寫稿子；首先推出《人生》季刊，接著在同年11月改成雙月刊，1984年才正式改回月刊。

後來有幾位學生隨我出家，我就請他們來編《人生》，雜誌也就愈編愈出色。雖然是以小型報復刊，而且只有一張紙、四個版，可是在那段時間，我自覺文章寫得滿好，自己供稿給雜誌，讓《人生》的內容非常紮實。而出刊以後，也收到很多鼓勵，覺得《人生》能夠復刊真的很好。

《人生》一定要辦下去

《人生》已經六十年了，在台灣，佛教雜誌能夠度過六十年的，真的不多，也不簡單。過去由朱斐居士負責的《菩提樹》雜誌，也是出版了非常久的時間；還有《慧炬》，也是由居士負責的雜誌，到現在還在出版。

我對《人生》的期許，是傳播人間淨土的思想。人間淨土的思想在我腦海裡已醞釀很久了，是根據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及人間淨土思想，還有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而來，另外又再重新找經典根據，而成為我所提出的「人間淨土」。我雖然受他們的影響，但我的「人間淨土」是創新的，與太虛大師的人間淨土思想不一樣。

我們進一步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的理念，必須持續地推動，而這份雜誌的責任，就是推動法鼓山的理念。未來不管我還在不在，不管是誰擔任主編或社長，我寄望《人生》都能負起這樣的使命。

《人生》是給人光明的，《人生》是為世界帶來希望的。如果沒有《人生》，法鼓山就黯然失色，因為《人生》是法鼓山的喉舌，是外界了解法鼓山的媒介。如果沒有《人生》，法鼓山的能見度一定會減少，世界也就少了一絲希望與光明。因此，《人生》一定要繼續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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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人生》3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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