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高賢先生《一代人》一個歸國僑生的故事讀後

初識張高賢先生﹐是在 “國際儒商學會十週年慶典暨首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 開幕式上﹐作為大會的特邀嘉賓我們參加了此次盛會。

大會報到﹐在電梯前幸會張高賢先生。 他非常熱情和我們打招呼並誠懇地遞上名片, 恰好我名片派完﹐答應回頭到房間取給他。 短短一面之交﹐使我深深感受張先生誠摯待人的人格魅力。 因此不敢食言﹐在會議開始前專程把名片補給他﹐從而有幸收到張先生以自傳形大作《一代人》簽名相贈。

張高賢先生為人和藹可親﹐似是同齡的兄弟﹐當時還拍拍他的肩膀稱其年輕有為﹐事業有成﹐很了不起。 然而當我拜讀了張先生的大作後才知道他其實比我年長一輩﹐是我們歸國僑生中的老大哥級人物。

“國際儒商學會十週年慶典暨首屆世界華文作家大會” 是個成功的大會。有幸參與此盛會﹐受益良多﹗在會上自己也感奮而上臺發言﹐ 稱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經濟全球化的新世紀﹔也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充滿了挑戰和機遇﹐而競爭將是知識的競爭﹔文化的競爭﹔人才的競爭。要在這全球化的激烈競爭中自立於強手之林﹐需要早著先機﹐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民族文化的傳統。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文化的精粹是我們增強核心競爭力的一大寶藏﹗先進如美國軍隊尚且在我們中華民族祖先的“孫子兵法” 中吸取精髓﹐ 我們中華民族更沒有理由妄自菲薄而不在我們儒家的傳統學說和人文主義領域更創輝煌﹗

張高賢先生的大作《一代人》正是在中華民族儒家的精神引領下﹐對中國文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種種歷程以自己切身經歷來反映並自覺進行的反思。正是由於張高賢先生出生於馬來西亞﹐而且從小就讀的是英文學校﹐對中國的文化瞭解不多﹐形成了他“天馬行空﹐我行我素﹐堅持不渝﹐笑罵由人﹐特立獨行” 的人生價值觀。當他跟隨母親回到父親的家鄉後的學習及遭遇﹐使不同的文化在他的頭腦中及實踐中造成強大的衝擊﹐他卻堅持“我行我素﹐ 從不為自己辯護﹐ 也不會因別人討厭我而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遵循儒家思想的待人處世態度﹐使其不畏強權﹐不隨灟流, 堅持走自己的路﹐儒家傳統在張高賢先生的人生道路上﹐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

著名歷史學家沈善增先生在他的“《老子》政治哲學與和諧社會” 一文中寫到﹕《禮記·禮運》篇中記有著名的孔子關於“大同”與“小康”社會的論述，引述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從以上論述可以明顯的看到，孔子衡量社會是否理想的標準是和諧度。

沈善增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三位一體老孔莊》闡述了儒家的百姓觀:

“孔子則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人才價值觀。辦事的才幹與道德品質比起來，是第二位的。這種人才觀，一度是口誅筆伐的物件，尤其是在文革中；從現在種種重才不重德、有才便是德的選拔幹部指導思想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看，孔子提出的人才價值觀越來越顯示出其真理性。因爲是執政者，手握生殺予奪的大權，所以對其得有高於一般民衆的規範與要求，這就是‘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是對士大夫的特殊的要求。所以說‘禮不下庶人’，這句話歷來是孔子看不起勞動人民的一條罪狀，其實，完全可以理解爲對一般民衆用不著以那麽多的條條框框去規範、束縛他們的行爲舉止，而對執政者的行爲用‘禮’來加以制約，目的正是爲了‘輔萬物之自然’，讓百姓依順自己的天性去生存發展。”

象千千萬萬的歸國僑生一樣, 張高賢先生經歷了不同生活環境與不同的教育背景極大不同的衝擊﹐ 特別是在國外生活習以為常的“天馬行空﹐笑罵由人” 我行我素的獨立人格和自由自主的人生價值觀﹐和當年國內政治氣候重壓下人們奉行的“中庸之道” “明哲保身” “言不由衷” 的一些處世之道格格不入﹐因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滿荊棘﹐苦難和坎坷。張高賢先生如此形容那段人生﹕“我們這一代人﹐只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攝下﹐小心翼翼地苟且媮安﹗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時代悲劇﹗”

對此天資聰穎的張高賢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照樣甘之如飴:“我歷盡政治上的坎坷﹐經濟上的拮據﹐傷痛的折磨。雖此﹐我依然無怨無悔﹐心胸坦然﹐努力工作。我深知﹐我將來永遠得不到﹐包括兩位在內的所有領導的信任﹐這個我已視為當然。我不執著於名﹐不貪圖於利﹐既沒條件又沒有地位去勾心鬥角﹐捲入爭權奪利的鬥爭中。我隨我欲而生活﹐問心無愧﹐不必帶上假面具﹐生活得比你們更無憂無慮﹐更瀟灑﹐更高尚……我對我自己的一切言行充滿自信。”

張高賢先生所堅持並付諸實行的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則﹐當然不容於上個世紀的中國政治氣候﹐他說﹕“人總是希望生活得到安穩﹐但政治是殘酷的﹐它支配著每一個人的靈魂和命運。” 明知如此﹐他卻勇敢地與這些所謂“不幸的命運” 作出抗爭。在個人與社會不合理的命運安排的鬥爭中﹐張高賢先生始終是清醒而堅定的﹕“幾千年來﹐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都是一樣﹐每次改革或政治運動﹐總會有些無辜的老百姓被用來祭神﹐這個神就是當權者﹐而其身邊的重臣和太監﹐就得追隨作孽。重臣中不附和、不追隨者就會用來祭天﹐以告天下。相當部份的基層領導由於對神的崇拜或畏懼﹐自覺或不自覺地也會挑老百姓來祭神。”

張高賢先生所說的, 正是被世人所曲解, 歪曲了的 “孔孟之道” , 對此他不肖為之: “ 反觀我們這些所謂的 ‘黑五類’ ‘黑七類’卻不會埋沒自己的良心, 出賣自己的靈魂去打人, 更不會以偽裝的革命精神去蹂躪別人。”面對著扭曲人性的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張高賢先生的人格卻不單沒有受到扭曲﹐反而更加成熟了﹕“我不但有一股傲氣﹐還有一身傲骨﹐不足以做策反之對象和做奸人之材料﹐雖然潮起潮落﹐我永不追潮。”

張高賢先生的大作《一代人》以樸實無華的筆觸﹐作者切身的經歷﹐深刻地描述了上個世紀千萬歸國華僑在那扭曲的時代所受過的雙重苦難﹕“我很悲痛﹐百思不得其解﹐為甚麼我們這些歸僑兒女﹐回到了母親的身邊﹐得到的不是母親的愛﹐得到的是不信任、不理解和懷疑。戴著來歷不明、特務、特嫌、裡通外國、大資本家的兒女等等‘帽子’ 。學習成績雖好﹐ 卻考不上大學﹐ 就算考上了大學也進不了重點學校﹐ 選不到好的專業。 僑生大多數都錄取在師範學院、農學院、林學院、地質學院。有更多的僑生因考不上大學就得上山下鄉到福建的長龍、雙洋、常山、石碼﹔廣東的英德、海南島的興隆、廣西的武明、寧明等華僑農場或回到原籍務農。我們的母親為甚麼厚愛一些兒女﹐ 又虐待另一些孩兒﹐ 母親揮動階級鬥爭和唯成份論的藤條鞭打來自海外的兒女﹐ 逼使他們要告別母親回到僑居地﹐ 他們寧可挑戰那明槍明刀的排華逆流﹐ 卻不願不明不白地倒在母親及弟兄姐妹的刀下﹐ 這是多麼的悲哀和無奈。”

這使我想起上個世紀千萬歸國華僑和僑生的坎坷命運﹐……想起我們的長輩﹐我們的僑生同學……想起我的叔叔畫家馬拉的同學兼朋友駱文在他身後終於在香港開成的畫展時的題詞﹕“ 無疑地, 馬拉並非甚麼大畫家, 更非大人物, 他不過是許許多多愛國華僑青年中的一個。 當年家中本要供他出洋去學音樂, 不意路過香港時, 被在廣州剛成立的華南人民文藝學院所吸引了, 便放棄原來計劃,毅然考入該學院, 雖經家人反對, 並以斷炊作恐嚇, 然他意志甚堅, 不為所動, 終於走完自己選擇的這一段路……。他與許多像自己一樣的僑生, 都遇到同一或更慘的命運──成了一個大半生飽受侮辱和被損害的小人物, 不但終生不得志, 沒有享受過多少自由的日子, 而當他獲得自由開始要有些作為時, 他卻被病魔奪去了生命──永遠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大解脫了。……有時, 小人物並非不值得紀念和尊敬的。 我對小人物如馬拉之死, 其哀痛甚於某些大人物, 原因很簡單, 因為馬拉是被擺弄者, 他又是我的同學兼同道, 我雖與他相處不多, 卻十分瞭解投契, 他最可貴的是從不氣餒, 自信心十足, 他敢怒敢言直接反抗; 盡管命運對他一再懲罰與留難, 他始終沒有屈服過, 死到臨頭他還在作畫, 還相信他能 「 ‘活一百歲!’ 」 透過他那一如其膚的黝黑剛強命運的背後, 我們從他的作品看到了馬拉充滿信心與優美樂觀的另一面。”

另一位畫家同學張惠生寫道﹕“漫畫以簡練而含蓄的畫面, 向人們展示生活中各種現象──往往是人們熟悉而又忽略的事物。畫家以嘻笑怒罵的型式賦以哲理, 給予解剖和抨擊, 謳歌和評議。漫畫好比是一把匕首, 輕巧又銳利。可是, 在 ‘那個年代’ 裏，馬拉正是讓自己手中的匕首──漫畫──深深刺進了要害部位，俺俺一息；在‘那個年代’裏，馬拉也像數百萬有識之士一夜之間成了‘牛鬼蛇神’，饊難疊至，精神的打擊，肉體的折磨，妻子的離異，沩馨的家庭破碎，悤制的勞改，邊遠山區的‘疏散’，他渡過了二十二個歲月。在這漫長的時光之中，他確實體驗到血與淚的人生百態。豐富了作品的題材，擴大了視野，他的畫筆更加凝練了。馬拉從未放下畫筆，更沒有改變他的觀點，除了不斷抨擊社會的黑暗，以更大的熱情謳歌人世間的真誠和純潔──來自朋友們的愛情和友誼，他熱愛生活，他有一個忠實朋友始終伴隨著──吉他琴，懷裏的吉他有如手中的畫筆那樣嫻熟，在 ‘文革’ 的年代裏，在隱蔽的角落，在知心的朋友當中，常常唱出他自己創作的歌曲。就是因為這種 ‘斐多菲’ 式的集會，幾乎惹來 ‘沒有好死’ 的下筯。馬拉在１９７９年 ‘獲得平反’ ，回到廣州，１９８０年申請到香港，在短短的三年裏，寫下了大量的作品，筢遺下了永遠不能實現的願望──。”

正如張高賢先生說的﹕“我們這一代人都在政治運動的風浪中沈浮、掙紮﹐希望到達風平浪靜的彼岸﹐ 殊不知彼岸也處在政治風暴的旋渦中。 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家庭、事業和命運都漂遊在政治的風口上﹐ 掌握在那些掀風作浪﹐玩弄權術的政客手上。 ”

但是﹐不幸是不會永遠纏繞著光明磊落的好人的﹐經過張高賢先生不懈的努力﹐終於在人生前途的關鍵時刻爭取到為自己命運作主的機會﹐使人生終於有了轉機﹐翻開了人生嶄新的一頁﹗“十三歲時懷著對‘唐山’ 的慕名和好奇﹐ 一家人跟隨母親由香港步行過羅湖橋回到‘唐山’。在‘唐山’ 虛度了我人生最具生命活力的二十年﹐ 現在卻以三十三歲的中年帶著受傷的腰和手腕﹐ 帶著一片傷感和無奈﹐ 要到一個既陌生又無依的世界去謀生﹐ 去建立自己的新家園。我進入了命運的賭場﹐ 開始我人生另一場坎坷精彩的賭博。” 新的生活雖然艱苦﹐ 但是張高賢先生卻如魚得水。面對初期工作生活的困難與挑戰﹐ 他充滿信心﹗“想到在內地﹐ 受到歧視時沒得選擇﹐ 唯有忍氣吞聲﹐ 破罐破摔﹐ 以有意識的糊裡糊塗作逃避和消極對抗。 如今﹐ 有機會宣示自己的尊嚴﹐ 有權力作出自己的抉擇時﹐ 何不大聲吶喊並付諸行動。來個過癮﹐ 圖個痛快﹐ 耍個瀟灑﹗人要生活﹐ 就要生活得有尊嚴﹔人要掙錢﹐ 就要掙得有體面。” “在這漫長的六年裡﹐從獅子山下的木屋到安置區﹐從一個雜工到廠長。為建造自己的家園﹐ 尋回消逝的青春﹐……我們播下了前程的種子﹐ 瞭望到一片燦爛奪目的成功之花在獅子山下茁壯成長。它慶賀我們尋回了被踐踏了的自尊﹐ 尋回了失去的青春。它贊頌我們開拓了輝煌的人生路﹔它喜報我們這不是夢﹐ 這正是奮拓人生的錦繡之路。” “這一切都是因為上天賜予我坎坷、貧困、誠信和聰慧。坎坷使我得到磨練豐盛了人生﹔貧困令我勤儉樸實﹐ 激勵我奮發向前﹔誠信﹐使我得到銀行、廠家、客戶及朋友的多方面支援和幫助﹔聰慧令我抓著機遇﹐ 創造了財富。俗語道﹕‘知足常樂。’ 夫復何求﹖吾知足矣﹗”

滴水之恩﹐ 湧泉相報。 在事業有成的今天﹐回首往事﹐張高賢先生充滿感慨﹕ “我經受過傷病的折磨﹐有過厄難不死的慘痛﹐ 深深地體會到生命的可貴﹔ 我經過政治風暴的驚濤駭浪和商海沈浮的搏擊﹐ 閱盡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和真偽百態﹔ 我飽嘗過長期貧困的苦澀﹐ 使我勤儉樸實﹐ 奮發向前﹔我曾是一個從海外回國﹐ 而又無家可歸的遊子﹐ 因而倍加珍愛那溫馨的家園和養我育我的中華大地。” “我們這些歸僑、僑眷和那些被譏為 ‘教育不好的子女’ ﹐並不因母親的偏見而忘記故鄉和對母親的愛﹐ 更沒有忘記我們是炎黃子孫、是母親的孩子。 我們永遠心繫祖國、心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