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從來不缺餘桃斷袖的描寫，及至晚明，風氣尤盛。李漁、馮夢龍等名家都有或濫情、或嘲諷的作品。但像陳森那樣正經八百的借用異性戀情色修辭來構製長篇者，未曾得見。小說講的既是晚清優伶兼營副業的現象，戲子恩客把臺上的戲演到臺下，自是順理成章的事。梅子玉初見杜琴言時，就直呼他比《牡丹亭》裡的杜麗娘還要美上三分。杜琴言比女人還女人，他的一聾一笑林黛玉也相形見絀。就連小說最後梅子玉明媒正娶的夫人見了杜，亦驚為天人。看來同志當道，女同胞簡直沒得混了。
就此女性主義者應該反駁：文學中的女性本來就是男性沙豬們的想像產品。儘管杜麗娘或林黛玉美得冒泡，連女讀者也為之傾倒，她們畢竟是男性情色想像的極致。而最不可思議的是，像《品花寶鑑》這類小說竟然「打著紅旗反紅旗」。一面把女性美吹捧上天，一面卻又喜孜孜的揭曉謎底——最美麗的女人只宜由男人扮演。在整本寫「兼美」、論「國色」的小說裡，女性枉擔了虛名，成了無所不在卻又無處可覓的角色。對此我在他處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見《小說中國》「寓教於惡」），這裡不再重複。
同志們又要怎麼說呢？《品花寶鑑》雖然標榜同志愛，但這愛也愛得太窩囊了。基本上全書的戲劇情境已暗示同性愛情似真似幻的前提。男伶們下了裝以真面目周旋客人間，但客人依然以戲裡的形象來投射他們的身分。杜琴言、蘇蕙芳除了不男不女外，又有不真不假的問題。陳森（及同道人）企圖以「合法」掩飾「非法」，刻意淡化問題。如果女性要抱怨在書中枉擔了虛名，同志們更可說他們才是「名」不正、「言」不順，遑論虛名。曾陽晴曾在他的《色情書》中論及梅杜大談精神戀愛，把性及身體的必要性一筆勾銷。如此一來，一本讚美同志愛的書是真「名」、「實」兩失，完全自我解構了。
除此，我們也注意到書中的男伶都是家貧被賣入伶班的。他們未必是同性戀者，也未必有性倒錯傾向，但卻被「訓練」成千嬌百媚的佳人，並藉以謀生。他們是經濟制度下的犧牲者。然而陳森的敘述又希望讀者見證像梅、杜這些男伶與恩客的感情是自發的，不帶功利色彩。這到底是弄假成真的傳奇，還是本性使然的佳話，陳森並未解答。
最後，小說中愛戀童伶的大男人們又該如何自處呢？我們很難以今天的情欲實踐方式，來判定他們是同志，還是叛徒。有清一代紳商狎暱年輕男戲子的風潮並不代表彼時男性「性」趣突然有了逆轉，而竟是出自法律規範的誤導。由於朝廷嚴禁命官紳仕族出入妓戶青樓，憋急了的好色之徒只好轉向美貌的童伶下手。多數尋芳客本來也未見得願意一雙腳踏兩條船，但習慣成自然，一時上行下效，同志愛突然大放異彩。情欲想像及實踐的詭譎流動，真是莫此為甚。
我們不難揣摩問題的複雜程度。自認為異性戀者的狎客就著這個性／性別遊戲，可能赫然發現自己別有所好。潛藏的同性戀者大可藉著不可嫖妓的名義，一遂自己真正的欲望。但激進同志們更可能抱怨他們不但沒有得到解放，反而多了莫名其妙的競爭；何況當所有性活動被歸納成男扮女裝的遊戲時，一種新的性機制已然隱隱施行它的約束力。但心裡有數的異性戀沙豬大概要說，他們才是最大的輸家。《品花寶鑑》講的仍是男性情欲至上，但這情欲的本質卻不再能用簡單的男女或男男女女的關係來定義。沙豬們企圖管制欲望，卻暴露了欲望竟暗藏這麼多的變數，隨時有被瓦解置換的可能。這可是男性權威禁止男性嫖妓的律令下，始料未及的後果了。
如前所述，陳森的才情不足以讓他展開更繁複的辯證。但他既已吹縐一池春水，自然要生出陣陣漣漪。《品花寶鑑》也許不能印證目前同志論述的許多嚮往，但我以為這本小說的意義，不在為性別戰爭中哪一方助陣或洩氣，而在於以足夠的篇幅人物，呈現了傳統情色文學中諸多特徵與盲點，供有心讀者思辯。也因此，它應該是現代中國情欲論述一個重要的源頭。
20年代的女性作家，如廬隱、丁玲等，都曾以女性間的深情為題，寫出熱情浪漫的篇章，但這些女作家處理的是相濡以沫的姊妹情誼，還是初萌的女同性戀意識，並不明確。60年代初期，姜貴的《重陽》以兩位男主角間的曖昧關係，影射國共糾纏不已的鬥爭，算是同志文學一個意外卻豐富的插曲。而直到80年代中期，白先勇的《孽子》才又以長篇形式，彌補了《品花寶鑑》後留下的空白。隨著李碧華《霸王別姬》、朱天文《荒人手記》的問世，以及黃碧雲、郭強生、林裕翼、林俊穎、洪凌、陳雪、紀大偉等的長短篇創作，90年代的同志小說似乎越來越熱鬧。而吳繼文《世紀末少年愛讀本》的推出，則在更自覺的層次上，呼應了陳森一百四十多年的同志浪漫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