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雷當天一直就歷史解釋而提出問題，深恐歷史解釋不像經濟學那些客觀。首先，我並不認為經濟學是”描述的”，經濟學恰恰是進入社會，對客觀事實造成影響。在上次關於貝爾的討論中，羅老師指出，經濟週期恰恰是經濟理論所造成的，可見經濟學並不是描述的，它也有”構造社會事實”的一面。

　　語言哲學和維特根斯坦告訴我說，對象和語言是分不開的，語言不單單是描述對象，在很多場合下它是在創造對象。

　　言歸正傳。熊彼特說一門學科或者一門理論的形成要經過以下階段：觀察現實和”想像”－－＞制定概念－－＞選擇概念和事實－－＞組成概念和事實的關系（理論）－－＞修正。因為前見（或曰偏見）的必然性，所以熊彼特說想像總是意識形態的代名詞，因為每個人的階級（由於當代馬克思批評，我認為還要加入群體）不同，他們的視野和喜好也不同，所關注的問題也不一樣，因此觀察現實和聯繫現實的途徑也不一樣。同樣地，在科學圈內，由於種種科學理論的存在，人們進入科學之中時就必然會受到前人想像的影響，因此也無法排除這些意識形態的代名詞。

　　就這意義來說，歷史分析有意識形態，但經濟學分析何嘗沒有意識形態？主流經濟學裡將一切化簡的方法，將道德審美通通化簡為審美的方法，不也有意識形態嗎？這是不是與韋伯所說的”去魅”有關？－－這些都值得思考，沒有這些思考就輕易地全盤接受主流經濟學的範式，甚至去調整自己和了解社會，這都是非常輕率和不負責任。

　　當然，順著這思路下去，那麼似乎所有理論都有意識形態，因此都是不恰當的。一旦形成這樣的觀念，就離”怎麼都行”不遠了。”怎麼都行”和”怎麼都不行”只是一步之差。

　　既然所有的理論都有意識形態，而且在選擇事實和概念的時候，人們也往往會挑選自己希望看到的東西多於事實上的東西，比如說人們傾向於”形勢一片大好”甚於真正地關心現實。那麼該如何是好？是不是真的”怎樣都不行”？熊彼特在第一編的最後特意指出這種悲觀情緒，認為這沒有必要，因為”分析工作中所使用的程序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由於人們會挑選現象進行分析和思考，而且又存在著”前見”，那麼，在分析現象的途中，是不是會出現非常多的不同的意見和不同的”想像”？你排除或者忽視的現象可能讓我留意到了，我下意識不願意看到的現實可能是你最為關切的，於是，對於理論的批評以及分析方法的修正就不可能停止。正是由於這些不滿和批評也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將意識形態排除出去。

　　熊彼特在意識形態的部分裡反復強調”神學的外衣可以脫掉””哲學的外衣可以脫掉”，我認為是出於一種嚴謹的精神：不願意因為牛頓的神學觀而輕易地放棄整個牛頓力學系統，也不願意因為經濟學家的政治觀而輕率地放棄它們的分析工具。這些分析工具和牛頓的力學系統當然有問題，而這些問題不是被邊緣經濟學家和愛因斯坦所發現，所批判嗎？這就一步一步地排除了意識形態，最終達到較為客觀的理論。

　　用經濟學家喜歡的語言來說，理論的客觀度和”想像的豐富程度””批評的多窮”成正比關係。用阿多諾的話來說就是”相信我以後會破除的理論”，因為理論不是終極的，意識到自己理論的局限性，這才能通向更深刻的理論。

　　熊彼特打算引入想像，以毒攻毒，以意識形態劍解開意識形態的結。唯有這樣才能不斷地超越。然而，他似乎認為只有分析工具有進步可言，政治觀沒有進步可言，當然，這與現代性重視可計算性有關，好像只有可計算的東西有一個客觀標準，其他的沒有，所以可計算的東西也有價值。

　　我們現在要做的也許是了解這些意識形態，深入這些意識形態，發現這些意識形態的局限性，才能真正揚棄這些意識形態。正如魯迅，當一根野草，期待著自己的滅亡，因為這才證明大家已經進步，超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