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選兩個大學者的課可不是鬧著玩的個新政治經濟學，一個新制度經濟學，兩個都是比較前沿的學術話題，而且上課的老師都鼎鼎大名，稍有不慎就有重修之虞。

　　上新政治經濟學的汪丁丁老師博學而晦澀，上課的時候不斷地沉思，如恢宏雄渾的大海，馱負著千年歷史的巨輪。令人驚訝的是，選他的課人寥寥無幾，能容納兩百多人的教室只零落地佈置著二十多個學生。上新制度經濟學的是周其仁老師，他通俗且深入現實問題。他的課室總是塞滿了人，沒有坐位的時候甚至需要設立什麼「站位」和「場外位」，好像周杰倫來杭開演唱會一般。

　　周老師的口才了得，他多年的社會調查折服了莘莘學生，而汪丁丁老師的深思和哲學關懷折服了我。

　　汪丁丁老師在浙江大學常搞一些對話，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如陳嘉映、張汝倫和王則柯等參與。在這些對話中，有一句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這句出自汪老師的話是：「我首先是一個哲學家，其次才是一個經濟學」。這句話的意思是想表達他的人文關懷：他首先是一個思考基本問題的人，其次才是一個以經濟學思考和批評世界的人。很多人學會了自己的學科語言，卻不明白當中的精神及關懷，這誠然可悲，張汝倫當時也談到自己的學生怎樣誤解了哲學。

　　張汝倫對汪老師的評價很高，說他已經超越很多他的哲學系同事。汪丁丁是中國最頂尖的學者，他關心所有人類的問題。上他的課壓力很大，因為他的演講如一個個接二連三地倒塌的巨型書架那樣滔滔不絕壓向我們，只要反應稍慢，我們就會被書壓得透不過氣來。

　　最令人擔憂的是學期論文。周其仁老師要求我們每十二天寫一篇讀書筆記，而汪丁丁老師則要求我們運用他教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寫一篇文章。限期前兩個星期我已經開始緊張了，每個晚上坐在電腦前，一邊翻開課堂筆記，一邊警告自己說，不可讓一個如此偉大的精神貴族閱讀愚蠢的文字。後來總算寫出一篇關於道德的文章，得了個A-和一個稱讚。

　　明天要考新政治經濟學，十天後要考新制度經濟學，今天十分榮幸地參與了汪丁丁主持的討論會，並與他一起吃晚飯。同桌的還有好幾個優秀的學生。後來得知，周其仁和丁丁老師興許不再於浙大任教了，感慨萬千，大抵與前不見古人的陳子昂類似。

　　此次一別不知何時再聚？前方的路仍舊自己走，也許會有趕上他的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