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就是野蠻，這句說我印象特別深刻。奧斯維辛作為西方文化的一部份，其道德淪喪卻如此地令人感到陌生和詫異，阿多諾說了這番話無非就是認為有必要審視西方文化與納粹大屠殺之間的關係。有人尚不顧及反思，以為在戰後就會讓一切過去而不會讓其再重來，於是又花天酒地，陽春白雪一番，的確十分不負責任。倘使人人皆如此，誰能保證大屠殺不會再來？誰能保證說納粹大屠殺與現代社會的種種觀念無關？

　　有些人總是喜歡讓自己舒舒服服，簡簡單單地生活。在幼童時期他們可以不負責，一切由父母掌握，自己可以開開心心簡簡單單又安逸地享受著一切。要是這個孩子的父母也是喜歡簡簡單單地生活，不願意思考，害怕接受思考時的苦惱，那麼世界會變得怎樣？如果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作度量，那些喜歡簡簡單地生活的人正是處於幼童階段，喜歡被控制，喜歡讓別人決定他的一切，而我將會論述道，這種心態如何正中大屠殺的下懷，他們的沉默如何間接地為大屠殺正名。正是有這種冷漠，這種唯我論，大屠殺才得以出現。

　　以前我寫過關於大屠殺的文章，見於我的新聞台，當時只想描述集中營裡士兵的冷漠以及整個場景中壓抑的氣氛，直到讀到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我方有可能把大屠殺串連起現代社會的種種觀念，將兩者融合為一，從中了解到大屠殺的獨特性以及必要的條件。除了野心之外，鮑曼發覺大屠殺的條件完完全全地在存在著，讓大屠殺發生的條件並沒有因戰爭結束而隨之消逝，而隨之消逝的只是人們的警戒心，他們一心情願地以為幸福是必然的，正像那些中國古代奢侈的暴君一日復一日地殘害百姓以自娛一樣，根本沒有發覺危機一觸即發。

　　自然地，那時幼稚的自己沒有考慮得如鮑曼般周到，只是抱著魯迅的那種恨鐵不成鋼的熱情，思考著一個由無知百姓組成的社會中人如何可以改變社會的問題。答案是啟蒙，不是西方的科學至上的啟蒙，而是不斷反思不斷追求，透過思考改善自身進而改善社會的啟蒙。現代我很少再為世人的無知和短視而痛苦，特別是劉小楓透過施特勞施告誡我說，世人本是愚昧的，與他們多說只是徒勞，甚至可能得到些石頭或火刑柱作為回報。但鮑曼對社會的關心，對人類狀態的注意重新喚起了我的熱情。

　　他首先以社會的角度，以韋伯研究的現代性特質去分析大屠殺與現代社會的必然關係。現代社會的主要觀念（現代性）是官僚制度、理性思維、效率原則和科學思維，而且還認為一切價值都是主觀的－－這同樣也是韋伯的觀點。這五個條件與大屠殺是一脈相承，正是這五個條件的發展完備，才使大屠殺得以出現。而且，他一反現代性中的科學思想，不滿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水平，在第五章之後詳細探討了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問題。道德問題一直受到科學思想的批評，認為那不可能是客觀的，沒有真理，因此不值得研究，也不值得遵守。鮑曼深刻地揭示這種態度如何與納粹沆瀣一氣，持這種態度的科學家如何地向其提研究經費的納粹獻媚，除此之外，他還說明了那些終日安於自己私人生活，不顧社會不顧道德不顧正義而苟且偷安的人如何間接地為納粹服務，最終導致納粹的大屠殺。

　　我之前對社會學了解不深，甚至是毫無概念。但我始終堅持一種反抗（叛）的精神，始終堅定不移地審視歷史、社會和我。記得高三時，與一個熟悉法律的朋友談到法律問題，我一句「服務法律必須以服從道德為先」被高度評價。服從道德也即是服從不斷地思考，不斷地透過歷史事件學習到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而最終來選擇一項最為合適的行為－－這不單單以效率為目的，更以道德和善為目的。正如麥克唐納在１９４５年就說的，我們應該提防守法者，而不是違法者，因為正是前者配合了納粹的行動，成為納粹魚得以存在的大海。

　　我將跟隨鮑曼的著作，一一回顧他論點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緊扣著那些極端沉重的選擇談談應對方法，並在生命和道德的二難中，思考如何通過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來對抗大屠殺的再現。最後，我繼續思考道德的問題，並尋找一條出路可以既防止大屠殺的再現，同時又可以使人們從服從中解放出來的出路。

　　勒維拉斯說接近就是責任。在接近人類的此刻，我感到無比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