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學的匯入整合〉

在Gregor Mendel(1822-1884)關於豌豆遺傳的研究從塵封中被發掘出來後，不出幾年，一門新的學門開啟新的視野。遺傳學中揭示的定律讓人們初步理解親代是如何將其生命特質傳給子代，以及其基礎的運作規則。而這也填補了Darwin演化理論中基礎機制的一個重要缺口。


在二十世紀早期的美國，許多科學研究者受到演化理論與遺傳學的啟發，嘗試思考這些重要的知識探討與人類心智與行為的種種關係。部份研究者認為演化是一種進步，而利用育種的技術是有可能改進人類的品質。Francis Galton就曾主張，人類智力絕大部分是遺傳的，因此具有種族上的差異，而我們可以利用正向培育與負向禁止等策略來改進演化上的優劣。這樣的觀點就是當時優生學的主流論述。這些推論的基礎核心在於演化是具有目標性的進步歷程以及單一遺傳因子與人類特定能力的獨立直接相關。雖然我們現在知道這樣的假設與論述是錯誤的，但在當時的確有許多知名的學者同意這樣的看法。而也因此造成了我們對於智力的許多迷思，同時也衍生了相關的社會與政策的問題，甚至強化了人類偏見與歧視行為。


而初步的區分與評估個人智力的優劣差異，就成為許多技術與政策施行的第一步，也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智力評估方式。


〈社會的影響與文化轉變〉


工業革命後帶來了機械力大量取代人力的趨勢。而當Henry Ford成功地將汽車製造以生產線的方式大量生產，許多工作者不再需要特別的知識技能，只要能在制式的生產線上完成機械化的操作。而在觀念上，當Frederick Taylor的效率工程與科學管理的理論方法蔚為風行後，效率成為產業社會所重視的第一目標。而這些都促使了在作業流程上必須標準化，以及不同功能的人才徵選也必須有標準化的審核評估。


這些新的社會型態的轉變，持續與傳媒輿論相互回饋，逐漸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力量，逐漸也彌漫到學校與教育。許多所謂的觀察家、評論家與專家，大肆質疑與批評教育制度與目標，畢竟學校與教育是孕育人才最重要的起點與方法。也因此學校也開始強調效率與標準化的管理，學童就是一種學校生產的產品，當然也要控制其品質。而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涵養學生人格修養與啟發教育學生探索興趣志向與相對的能力，而是訓練學生能夠在新的產業社會中具有恰當的社會經濟效益。如此一來，學校似乎成為了製造各種能夠符合未來各層級人力產品的第一線工廠。相似的，學校與教育必須有一種評估審核的方式，標準化的區分各種智力能力等級，才能有效率地進行最佳化的製造，而智力相關的測驗當然是不二選擇。


〈IQ的發揚光大〉


當許多優生學的主流論述越趨普及，區分智力的優劣也越趨重要。教學者必須區分學生的能力以進行控管，而美國政府也必須檢測外來移民與不同種族的智力，當智力低下成為絕對遺傳性時，限制與管理智力低下的移民就是很重要的工作。Henry Goddard便是最早運用Binet的測驗來進行這些部分相關工作的學者，這個Binet測驗不再是一種輔助教學的起點，而是區分顯示一種天生無法改變的特質能力的有效工具。而William Stern認為為了更容易比較不同年齡的智力，提出將心智年齡(mental age；MA)除以實際年齡(chronological age；CA)後，再乘上100，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智力商數(IQ)。以數學程式表示即是：IQ = (MA/CA)100。所以當一個10歲孩童測得的心智年齡也為10歲時，那麼他的IQ就是100。


而真正把智力測驗發揚光大的是哈佛大學教授Robert Yerkes與史丹佛大學教授Lewis Terman。他們因為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大量徵招新士兵官，所以展開一項大型的計畫，研發出兩種形式的智能測驗。一種運用在識字的志願軍人，另一種則針對不識字的志願軍人。以協助新進軍人能迅速分派到適當的工作與職位。而這也造成了智力測驗真正開始大量的使用。


而Lewis Terman在史丹佛大學中，在戰前與戰後都積極投入智力相關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群利用Binet的測驗為基礎，研發建構出史丹佛-比奈測驗(Stanford Binet test)的最早版本。如同軍中的結構，有二等兵、有軍官，也有前線戰士與幕後指揮官，社會也有許多不同的階級與職業。智力測驗必須推測誰適合來做小兵或將軍，同樣的，智力測驗也要顯示哪些人具有恰當的能力來從事社會上相對應的職業。Terman認為有五成以上的人不可能從事專業的學術與知識性的研究，而智力測驗可以篩選出這些具有不同能力層級的人。於是學校應該運用智力測驗區分出不同能力的學生，給於專業定位的教學，如此也可以適應未來社會不同類別與工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