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有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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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餘蔭與五四傳統

作者

張鳴



五四時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最耀眼的歲月，引進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兩德賽兩先生，還上大街遊行，抗議巴黎和會帝國主義分贓，在趙家樓放了一把火。接著就 是“問題與主義”，社會主義論戰，科玄論戰，最後是有了共產黨。毛澤東總是說五四的好話，因爲他自以爲是五四精神的守護神，蔣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壞話，因 爲在他看來五四教壞了一代青年，毛澤東就是這青年之一。自延安以來，我們的官方每年都要發揚一下五四精神，大會開完了開小會。雖然有的時候“賽先生”總是 排在上首，但從來也沒有把“德先生”丟下不管。多少年了，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覺得五四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我們意識形態氣味過於濃厚的教科書上，五四是 現代史的開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麽意識形態的學術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樣足得嚇人。後面的歷史好像都從這裏發端，後面的好多問題都可以還原到五四的原 點。什麽“救亡與啓蒙”，什麽全盤西化，什麽唯科學主義，什麽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新村主義。

　　然而，每當提起五四，我總要想到軍閥，因爲五四恰好發生在軍閥統治時期，大總統是是徐世昌，實際掌權的則是皖系軍閥段祺瑞。那些看起來烏煙瘴氣的軍閥 表演，和後世同樣的烏煙瘴氣讓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種精神象徵，跟後來的政治操作其實沒有那麽大的關係。我們的民族，按美籍華人學者林毓生 的說法，多少有點思想文化決定論的傾向，興亡更替，人們總是把板子打在學風和士風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說是學風空疏，士大夫袖手談心性所致，晚清勢危，人 們又埋怨乾嘉以來的樸學考據。五四和五四以後，儘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實驗主義，但這種思想文化決定論卻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們的五四情結，在某種程度上還 是老祖宗的積習。

　　軍閥是個壞東西，這沒問題。其實，近代以來，凡帶上個“閥”字的名詞，就有點罵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裏，“閥閱”好像還是挺中姓的，只是門閥才有點 貶義），軍閥、學閥、財閥、党閥……，細排下去，大概還有十幾個。其中軍閥是最爲人鄙夷的，因爲這些人手裏有槍，屬於千餘年來爲國人所不齒的軍漢武夫，行 爲粗魯，不講道理，看上哪個女學生，就要拉去當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後，政壇上主角卻只能是軍閥，有槍的，說話聲音就大。聲音大的人也不光幹 壞事，五四上街抗議的時候，學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學院都改了監獄，好像當局依然心如石鐵，就是不理會。後來的轉機，我們的教科書說是上海工人一聲援，北 京政府害了怕，趕緊命令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實，當時聲援的不僅有工人，還有軍閥，鬧得最凶的當屬號稱善戰的北洋軍閥第三師的師長吳佩孚，此公時 在湖南前線（南北軍閥混戰的前線），總是在報上抨擊賣國賊，今天一篇新式的《驅鱷魚文》，明日一通仿《討武曌檄》，上海護軍使盧永祥其實也在幫腔，所謂上 海的罷工的嚴重後果云云，其實就是他拿來嚇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誰最後起了作用？我說不清，但至少不能說軍閥的起哄沒有用。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並不只是聲音大小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聲音大的人所作所爲對後來歷史的影響。思想家的思想有影響，軍閥的政治舉措未必就沒 有影響。《新青年》風靡海內，銷量最多時不過萬餘，下層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麽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軍閥的政治操作，動輒波及十萬的士兵或者成百 萬的老百姓，讓他們過了多少年還記憶猶新。五四以後的軍閥，還真是喜歡弄出點動靜。直系軍閥吳佩孚一直在想轍讓部下崇拜自己，一邊動作誇張地做秀，一邊做 “精神講話”，告誡部下，上下級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講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則堅持“五不主義”，其中“不借外債”和“不進租界”還真是做到了。膠東的軍閥劉 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辦法是讓部下士兵人人佩帶他的像章，背誦他的語錄。像章是瓷質的，語錄也有本。那個掘了西太后並乾隆陵墓的小軍閥孫殿英，沒有語錄， 更不能做“精神講話”，但人家搞起了一個教門——廟會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幾萬官兵都是道徒，軍隊編制和教裏的組織相互重疊。他身邊還有一個經常會神靈 附體的“口”，孫殿英發佈命令，往往就是神諭，難怪人家的士兵掘墳的時候膽子那麽大。

　　做事不那麽赤裸裸的也有。他們利用宗教的儀式和精神來進行精神教育和控制，並不直接讓部下官兵崇拜他們自己，但結果卻更好。唐生智割據湘南的時候，碰 上了一個顧和尚，不知怎麽就迷上了藏傳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講成忠義和愛國，講還不算，乾脆領著法師一個營一個營地給全軍將士受戒，官兵受戒後，發給受 戒證章一個，竟然讓他練成一支佛軍。相比起來，馮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氣一點，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當然，解釋出來的基督教教義倒也差不太多，也是愛國、愛 群和忠義。馮玉祥的軍隊，全軍領洗（有外國記者說他用水龍頭幹的，其實不確），每營配有隨營牧師，開辦基督學校，按時講道做彌撒。自然，人們都叫他基督將 軍。

　　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 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路，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等。村閭長都是 省裏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幹部”（這大概是幹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於從前政權不下鄉的 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村幹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 個專案，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爲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 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幹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 就是保衛團。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只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粱漱溟的某些作法，農村組織化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 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制，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同時，實現幹部年輕化、知識 化。

　　現在我們該知道了，在五四以後的二三十年代，軍閥們還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後來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樣具有影響。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制， 後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制，後來有過，甚至連村幹部這個名詞，還在叫著；個人迷信和崇拜，後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帶過，每人還不止一個 （古代的皇帝也搞個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實，後來的人也沒有諱言他們從軍閥那裏學了什麽，毛澤東就曾經說過，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就是跟軍 閥學的，而且“老師”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鄉譚延闓，說人家從來不做空頭的省長，總是要督軍兼省長。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著歷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歷史。在一個處於動蕩的前現代國家裏，後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 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爲動蕩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的活躍。可惜的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盡是 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於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濫。

　　歷史就是這樣，養料吃下去可能會吐，但不耽誤把垃圾當點心吃。

　　2003年6月25日深夜，於京北清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