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問我對九二一有什麼感受？其實，真的沒有很多複雜的感受，只有一種混合在一起，很深沉、很龐大、難以釐清的想哭的感覺。我們並不想為這場災難賦予那麼多的意義。曾經參加過東星救援行動的人們，乃至所有參加過九二一救援行動的人們，有著像戰友一樣的兄弟之情。大家在心中都有一塊只有彼此曉得的秘密場所，只有在不經意時，翻閱資料、看到照片或是聽人講起時，才發現它依然波濤洶湧、又將潰堤而出。

九二一的四周年到了，這篇寫於四年前的九月廿三日。寫的是在台北市八德路東星大樓救災第一天的所見所聞。在四周年的前夕，再把它予以改寫。

地震發生的時候我還沒有睡，所以二點半左右就到現場了，到的時候，發現我在救援現場的後面，只好穿過虎林街到現場的正面去。虎林街被倒塌的大樓壓成兩、三米寬的小騎樓，雨水、小石頭、水泥、灰塵、碎玻璃，紛紛從頭上落下，還有陣陣的瓦斯味。

大群的家屬在現場焦急地打聽親人的下落。一位吳太太值完小夜班回家，發現在6樓的家已經埋進地底，老公、九歲的女兒、六歲的兒子不見蹤影，急著抓住馬市長的手臂說：「幫幫我，請一定要找到他們」。大家急忙查遍了現有的送醫名單，但是沒有任何令人振奮的發現。

歐晉德副市長與消防隊員們不斷地從窗戶鑽進大樓內，搜尋生還的民眾。歐副說，他摸到不少受困民眾的手，因為一時無法法把他們移出來，他只好摸摸這些手，安慰他們說：「我們馬上就來把你們救出來」。

可是，現場在四點多的時候開始起火，救難人員只好撤到外面，所有的搜救工作只好暫停。我不禁想起先前歐副所摸到的那些人是生是死，是安是危？火一燒，空氣中充滿焦味，以及不斷落下的灰塵。大清早在指揮所外又看到吳太太，哭腫的眼睛就像小番茄一樣，提著一隻紅雨傘，失魂落魄地穿過馬路，其實她也不知道該走去哪裡。

傍晚，十八歲的黃姓少年被救了出來，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生還者被發現了。有位社工員告訴我有關黃家的事：早上援救人員發現他的時候，他跟弟弟都被樑柱夾著不能動彈，只能送小型的氧氣筒給他們呼吸。他說昨晚爸媽在家，但是房子倒了以後，無論他跟弟弟怎麼喊，爸媽就是沒有再出聲。到了中午，弟弟說：「哥哥，我撐不住了。」就再也沒有聲息。

我剛回到前進指揮所，剛好就有幾位親戚來打聽黃家一家四口的下落。我跟他們說：「黃○○兩腿受傷，送長庚」。「那他弟弟呢？」我答道：「還在裡面，中午以前還有聲音，現在就不知道了…」幾位阿姨臉上的表情開始變化，又繼續追問：「那他們的爸媽呢？逃出來了嗎？」我的喉嚨突然堵住了，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能低頭用手指在住戶名單上，來回地摩擦著黃先生與黃太太的名字。停頓了幾秒，我才勉強擠出一句話：「還在裡面…地震時，孩子們喊就沒回應了」。抬頭一看，幾位阿姨的淚水早已流過臉頰，滴滴晶瑩地落到地上，我似乎可以聽到眼淚落在地板上濺起的滴答聲。「報喪」這種工作，就算只做一次，也讓我覺得受夠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傷亡還埋在瓦礫中，沒有被挖掘出來。下午與警員、里幹事比對名單。我們將管理員提供的名單、戶籍名單，與一一九勤務中心提供的傷者名單、各醫院回報的名單、以及在現場整理收集的名單比對，越對越麻，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裡面沒有出來，當時估計大概還有六十到八十人下落不明。

在現場與指揮所之間來回不知道走了幾百趟，踩了20個小時的碎玻璃及建築碎片，才後悔穿錯了鞋子，鞋底太薄，每踩一步都會痛，要撐下去，只有繃緊肌肉，入夜之後兩條腿都硬了，只能跛行。直到長官問我多久沒睡，我說從九月二十號早上起床到現在，已經超過36小時了，他才趕緊叫人來替換我。

九二一當天晚上我離開現場時，東星大樓震災的死亡人數還沒真正地反映出來。救難工作因為場地複雜而變得緩慢，重機具暫停使用，改用人工挖掘，後來幾天，傳來的都是壞消息，直到孫氏兄弟被發現為止。

東星大樓最後的傷亡數字是死亡七十三人，失蹤十四人。是台北市自1884年建城以來，最嚴重的天然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