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五年級，前段班的。我是成長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升學氣氛之中。當年大家公認的「人生的理想進程」，就是進第一志願的學校，考GRE、TOEFL或GMAT，申請學校及獎學金，去花旗國唸個熱門研究所，最好要唸到博士。大家關心的是每年辜曼報告（Gourman Report）的美國大學排名，整天在算的，是自己的GPA到底多少。去了美國，家長大概都是如此交待：能夠留在那邊就留在那邊，找份工作，搞張綠卡、做美國公民，再想辦法把全家都搬過去。這就是我們那個年代的「人生最高理想」。

誰曉得，人算不如天算，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遭逢八十年代末期的不景氣。許多原本在國外從事高科技，特別是國防相關科技的工作機會陸續遭到裁減，理工科留學生率先受到衝擊，面臨失業的陰影，開始有了回國的念頭。

另一方面，國內電子業的榮景已經露出曙光，於是許多原本當年不想回來的科技人才陸續回流。他們有的在國內找到教職、或是進入研究機構，有的則選擇創業，這些人才也造成國內高等教育的擴張：國內研究所變多了，師資、學生素質及數量也逐漸提昇。只是，當時怎麼也沒想到，學生留在國內唸研究所反成為主流。

買辦因為大學成績一塌糊塗，英文也鴉鴉烏，家裡又沒什麼錢，早早就斷了出國讀書的念頭，退伍之後無可選擇地考系上的研究所。畢業論文搞得我人仰馬翻，元氣大傷。當時指導老師問我，「唸個博士班繼續幫我吧！」，我心想：「你老師裝笑維，唸博士幹嘛？唸完出來只能教書，可是大學就這麼幾家，美國top 20的歸國學人都不夠擠了，哪輪得到土博士？你才大我十歲，離退休還早得很，我畢業了想教書，難道你會把位置讓給我嗎？我唸博士除了給你做奴工之外，只是給中華民國多製造一個失業人口罷了」。於是禮貌性地瞎掰一個藉口回絕掉了。

當時美國景氣已經呈現復甦，網路、通訊、知識經濟的熱潮已經開始熱炒。但是，新竹科學園區雖紅，終究是遠離紅塵之地，工時又長，而民國七十九年股市崩盤之後，股價相對低迷，員工配股並不是那麼引人注目。加上過怕了在研究室打地鋪的日子，就算同學都去了園區，買辦還是不想到新竹去過同樣的生活。當時又正巧陰錯陽差地考上了法研所，所以牙一咬，還是繼續當學生吧，有兩項專長應該會有口飯吃的吧？

時隔十年，如今想來，覺得真是一場大錯。錯誤之一，高等教育開放之後，教職雖不多也不至像當年那麼僧多粥少。當年若是去唸博士，現在應該也可找到一份專任教職。況且，現在碩士都已滿街走，不唸博士似乎沒有競爭力。

錯誤之二，如果當年頭皮一硬，就是去園區，今天雖然可能還是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但是想想豐厚的員工配股，再等幾年也可以退休了吧。

錯誤之三，一入法律這一行，只有國家考試一途（所謂的「國家考試無用論」根本沒有人真心相信）。一個五年級白天上班，晚上補習，蠟燭兩頭燒，想通過越來越激烈的考試，真是異想天開。看著大學應屆畢業的年輕小朋友，日以繼夜地補習苦讀，別嘲笑他們是草莓族，其實記憶力好得可怕，國家考試是他們的天下，讓買辦心中真是羨慕得緊。

幾年下來，回首前塵，買辦的處境千言萬語就四個字：「一事無成」。現在大學生甚多修習雙學位乃至各種五花八門的學程，電腦及英文都是呱呱叫，十八般武藝學得透徹，又年輕靈活肯拼，老人家怎麼看自己，也不覺得還有什麼競爭力可言。

德國《明鏡週刊》資深編輯Markus Dettmer描述目前的工作型態說：「工業社會的工作規範也在重新轉變，長期的工作已經不是衡量一切的標準。獨立或不獨立，全時或部份時間、長期或短期工作的轉換所打亂的工作生態，已經變成常規」。美國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在《新資本主義》一書中更進一步宣稱，「靈活的人類」將主導整個舞台。

五年級生按著上一代既定的模式走，出來才發現世界已經變了樣。想要在一個行業、一家公司裡工作到退休，已經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可是他們已經不再年輕，又扛著生活、家庭的重擔，即使有心成為「靈活的人類」，仍是力有未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五年級，就是這麼尷尬。


後記：這是一篇超級芭樂的邀稿文章，比我過去寫的任何一篇還要芭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