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懶惰或疲倦，很多想要或應該完成的文章都寫得不太帶勁。這種心理狀況，讓我聯想起《瘟疫》一書中的描述：被封在城內的市民，他們的情緒在反覆的折磨與煎熬之下，日趨平板。這似乎是長期處在危機中的人們，最後被迫採取的生存之道。

這有點像某些特別的真菌類生物，當環境惡劣到了一個程度，它們就會形成孢子，進入所謂的「假死」或蟄伏狀態，直到環境好轉為止。

如果從這種情緒反應來看，還真應驗了「瘟疫就是生活」這句話，其實我們身處社會之中，也經常面臨屬於我們個人的瘟疫。現代社會的節奏與步調、人與人之間彼此磨擦、擠壓的關係，亦不啻是一場又一場人造的瘟疫。

如同卡繆在書中提到的，「他們所曾度過的那些可怕歲月，一方面加強他們尋求自由的慾望，一方面也教會他們謹慎，因此他們對於瘟疫迅速終止的指望也越來越小」。台北，或整個台灣的人們，此時正在經歷與故事中的俄蘭城居民們的心路歷程，以致於重新讀來，每每令人掩卷嘆息。

記得我大一時看這本小說，幾乎是一口氣把它讀完的。沒想到二十年後，在這樣奇特的機緣下，它竟令我讀得如此吃力，唯恐錯過任何一個段落、任何一段描述。

廣播人朱衛茵的胞姐，是華昌國宅中三名通報病例之一，經過數日的觀察，已無大礙。日前在報上看到一個小方塊，朱衛茵引用《聖經》《羅馬書》第五章第三節：「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昐望，昐望不至於羞恥」來形容她近日的體會。這段話令我頗有感觸，甚至將它記在日記上。經由「患難、忍耐、老練」這樣的過程，將引導我們走向盼望，遠離羞恥及黑暗死陰的幽谷。

卡繆並不是靠神的力量來面對人生的荒謬。早年，存在主義對抗歐陸理性主義觀念論的思想，否認人類是為了一種超越個人的特殊目的而存在，不只要把人從神那邊拉走，也要把人從黑格爾式的國家裡抽出。但是，卡繆在書中並不刻意花費太多的氣力去辯清他與神的關係。

我在農曆新年時的雜寫，帶到《靈異象限》（Signs）這部電影，曾經提到電影中大難當前（外星人進襲的前一夜）那段兄弟之間的對話，他們把人區分為兩種：一種人認為生命中的一切，冥冥中就有安排，只是你不知道造物主的計畫是什麼。但是，這些人在艱難的時刻，會相信就如同《馬太福音》中許諾的，「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另一種人，則認為生命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只是偶然與巧合，純粹是機率的產物，在危急的時候，只有靠著自己，瘟疫的出現與消失，雖然無理，但也並非出於上帝的安排，而只是出於存在的荒謬。

兩種人、兩種主張，孰是孰非，我一直抱著鄉愿的態度，反正，這是一個永遠也辯論不完的題目。當時，我只是祈望，不要讓我遇上這樣的考驗。沒想到，不到三個月，SARS卻喚起我重新思考起這個問題。現在看來，電影中這對兄弟在艱難時刻的對話，就像《瘟疫》書中，李爾醫師與潘尼洛神父之間的辯證一般。

我的信仰與不信仰，從來就不是堅定的。老爸是多年不進教堂的天主教徒，從小我被帶去上教堂，直到高二。相反的，母親早年信奉一貫道，宜蘭老家設有佛堂，求神問卜對她是家常便飯，近年來卻開始有了改變。

罹患癌症多年的大姨丈，去年終於蒙主召喚。他過世前一個月最後一次到台北，親戚們在新光大樓請他吃飯，我下班後匆匆趕到餐廳，因為還要補習，遲到的我必須提前離席。臨走前，我深深地看了大姨丈一眼，心底非常明白，這是親人之間的最後一面。我從他的眼裡，看到他對即將來臨的遠行的期待。我試著用平常的口吻道別，但我的聲音卻掩飾不住內心的顫抖。面對死亡，我的表現居然比當事人更加慌亂。

一個月之後，母親在電話中告訴我，大姨丈在清明節前走了，當時我正為了三三一地震忙得人仰馬翻，心裡除了疲倦與對台北的多災多難感到無奈之外，容不下任何的情緒。但是，從母親的話語中，我聽得出大姨丈一家人在面對死亡時，所表現出來的平靜，對我的母親是一項全新的體驗。她開始祈求上帝在她徬徨時，回應她內在的呼聲、為她指引出一條道路。

今年過年時，她還特別把一本《新約》放在我的背包裡，交代我放在床頭，睡前多看看。這個情景，倒是我當年怎麼想也想不到的。現在，卡繆還是比耶穌更靠近我的枕頭一些。也許有一天，當這次SARS風暴過去，我能把他們和好地放在一起。

圖片說明：《靈異象限》（Signs）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