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廢掉監察院，正視立法院調查權的法制化問題

我法研所的論文，寫的便是美國的國會調查權。美國國會從1792年開始行使調查權，迄今已建立了相當完整的制度。相反的，台灣的國會，調查權一直被認為是歸於監察院行使。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325號解釋，很明白地把調查權歸於一個非民選的監察院來行使，為了維護所謂的五權憲法，這使得監察院運作地像一個四不像的機構，既不是法院，也不是國會，缺乏令人民信服的正當性基礎，權力又大到不可想像，反而成為行政部門迴避監督、避難的所在，對於責任政治，構成了嚴重的傷害。

美國國會建立了調查權制度，某種程度固然是為了彌補美國國會沒有質詢權的缺憾，但是經過多年的檢討及調整，也建立了一個相當嚴謹的程序，使得被調查者的憲法權利獲得充分的、不亞於司法的保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cGrain v. Daugherty 273 U.S. 135 (1927) 一案中，就很明白地表示，國會調查權及其執行程序，具有輔助立法的功能，所以應該予以肯定。後來的諸多判例，也在貫徹在國會調查程序中，貫徹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事實上，所謂的事前調查、事後調查，根本是一種不合理的切割方式，除了讓行政權獨大之外，一點好處也沒有。所謂的事後調查，如果不能形成立法行動，防止類似弊端的再發生，它的意義勢必大打折扣。監察院的存在，只是對立法院的一種閹割，對於司法體系，也是一種疊床架屋的浪費。

我國的學者，每每以立法委員素質不佳，主張立法院不應擁有調查權。我在論文中便很明白反對這種因人設事的主張，認為這樣是迫使國會走向自甘墮落的道路。而立法院在黨政默契之下，也自我閹割，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立法中，把調查權擺在一個冷僻、幾乎無法發動的角落。但是，這樣並不能阻止立法委員想揭發弊案的企圖心，反而因為法律規範的不完全，而做得漫無章法，導致今天這樣一個荒唐、令人痛心的結果。

翻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條文一方面百般設限地阻止調查機制的發動，另一方面，又不願建立嚴謹的程序保障。立法委員為了出名，當然捨此無能無用的條文不用，而直接訴諸媒體前的表演，便造成今天濫用言論免責權的後果。我很擔心，再過來，言論免責權的真諦及界限，又會遭到不當的解釋及扭曲。這樣做，除了使得優質的立法委員無法順利問政，而且還造成劣質的委員更加地囂張。

我在此真的要呼籲，既然人民對立法委員確實賦予一定的「揭弊」的期待，此時正是思考重新打造、建立一個合理的立法院調查權機制，並認真考慮廢除監察院的時候。僵化的五權體制早就應該予以揚棄了。

如果擔心立法院濫用調查權，應該透過立規範及司法審查來進行，而不是繼續豢養一個形同虛設的監察院，或是讓立法委員進行無調查之名卻有調查之實、浪費社會成本又不能有效保障人權的「揭弊」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