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九一一全球聯演莫札特安魂曲的新聞，對於這個早都會背的曲子，電視上到底播的是那一段，是Kyrie，還是Dies irae，還是Agnus Dei？我根本沒注意，思緒早已飛到遙遠的地方了。

突然有一個感覺：好久沒有跟人聊音樂了。從前蔡沛恆還在市政線的時候，還可以談談名盤、演奏者，現在這個經驗好像離我很遠了。

唸大學部的時候，當時的台大合唱團真是人才濟濟。呂紹嘉偶爾還會回來帶帶練習，法律系的蔡致中及政治系的高文寧是前後任團長，他們對音樂的態度都是很認真的，對我們這些以bar boo為首的一小撮逸樂派不假辭色，四個聲部都很整齊。蔡文浩是Bass的leader，軍容壯盛。

林文月的兒子帥哥郭思蔚，綽號「泡泡」，那時在當兵，偶而會回團練唱，他回來時又愛打打鬧鬧，總是讓女生們唱得心不焉，逼得樂訓大人下令他離場。

tenor的leader邱碩堯雖然經常用假聲「支援」sop，不過那都只是純粹好玩，因為tenor充斥著一群大聲公。另一個tenor leader劉雲山則是出名的治軍嚴謹。

台大雖然沒有音樂系，但是合唱團的團員大部分都會一種到兩種樂器，視譜能力及音感都強，半年公演一回，上半場唱一個彌撒曲，下半場再配上十條左右的曲子，此外還有祖傳安可曲數條。每次練唱一個晚上，樂訓總是有本事把20多條曲子全部跑完，所以團員幾乎都要拿起譜就直接唱，唱完第一次就馬上修飾。

leader們就像部隊裡的教育班長一樣，遊走在各聲部成員之間，只要發現誰有打混摸魚，就會前往亂源所在，在他的耳朵旁邊大聲地唱，示警兼糾正。

我當時就是被劉雲山嚴加看管、照顧有加的對象。在下從來沒有學過任何樂器，樂理停留在國中程度，節奏感更是糟得離譜，從來不敢參加舞會。真不知道在入團測驗時是那個學長姐瞎了眼，放了我這個害群之馬進來。

每當看到一大堆升降記號，還有本位記號及附點音符、切分音、三連音穿插其中，心中就暗暗叫苦，光是這個小節有幾拍，就得用動用分數加法，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加來加去，頭都昏了，那能再去管唱得準不準。所以，後來也就與大部隊漸行漸遠，只有臨時任務才會回團支援。

有一回，我們奉命配合李泰祥的作品公演，大家胡亂練了兩天就上陣了，中間李泰祥只來了一次帶唱，走了幾遍，大略說明作品的精神，大家也聽得似懂非懂、胡亂點頭。結果那天在場上，十個tenor放開嗓子，大幹一場。下台之後，觀眾席上的女生們告訴我們，我們從第一個音符開始就把吳文修的聲音給蓋掉了。大家聽了不但沒有罪惡感，反而有一種暗爽的感覺。

隨後，輪到女聲部為范宇文「伴唱」，只見范宇文嘴巴緊貼著麥克風，唯恐又被活埋，結果矯枉過正，換女生們慘遭屠殺，聲樂家們扳回一城。

總而言之，胡搞瞎搞，名聲大壞，回去團長大人連罵人都懶得罵了，反正期末公演才是重點，其他都只算打工。

安魂曲及彌撒曲，我剛開始當然是從Mozart開始聽的，其實並不是很喜歡，只因為是名曲。後來聽Berliz、Beethoven的莊嚴彌撒，壯觀則壯觀矣，到了聽Brahms的德意志安魂曲及Faure的安魂曲，才開始真正喜歡上彌撒曲。偶然的機會，聽了Bach的經文歌之後，順藤摸瓜，才發現他的清唱劇真是一個寶庫。

我一向覺得南歐歌劇實在誇張又吵得又死，所以歌劇我是從Mozart開始聽的，而且只聽選曲。

歌劇到現在還是我的罩門，我聽過、喜歡的作品屈指可數，高中時聽「弄臣」的經驗，簡直比罰站還折磨人。我已經夠討厭英文了，何況是那種要打著舌頭的義大利文。現在會想聽的，只有費加洛婚禮及唐懷瑟，後者甚至不能算是歌劇。會喜歡是因為「刺激1995」及「狂戀維納斯」這兩部電影，我是受到電影導演及編劇手法的感召，而不是音樂本身。

倒是我有一個同學，他的古典音樂入門，居然是全套的指環，他連聽了三天，變成樂評天才，讓我佩服得要死，覺得人真的生而不平等。他老兄學土木，卻什麼書都唸。評起柏格曼的電影頭頭是道，連物理這種硬得要死的東西，他老兄都當小說讀。那時候，我生吞活剝、一知半解地唸 Goldstein的Classic Mechanics及Davidov的Quantum Mechanics，自以為很了不起了，他老兄卻早就在看Landau（196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的那套大部頭聖經，像Group Theory、二次量子化，對他來說都是小兒科。看著他，我早早就知道，這一輩子我跟學術這一行是絕對無緣的。

大概在此的同時，器樂部分我也聽到室內樂部分去了，Beethoven的String Quartet買了兩套，可惜退伍之後很多都不見了。也是這個時候，開始聽無伴奏，演變到後來，這個曲目家裡居然有五套版本，感覺上，錄音技術與商業化的程度，與音樂成就剛好成反比。最不愛聽的，反而是馬友友1997年的那個版本。

前年五月中旬，有個機會在士林官邸幫馬友友抬椅子，然後坐在他的身後，聽他拉第一號的第一及第二樂章，近距離地聽到琴弓擦過四根弦上的振動，沒有商業包裝的鉛華，也沒有數位錄音技術的矯飾，很素樸地即興演出，反而讓我有更多的感動。

當學生的時候，掛著隨身聽，一天至少聽個八小時，退伍之後，不知為何，聽得反而不如從前勤快。唯一覺得有進展的是，從前很討厭Piano Sonata，現在不會了。

有位現在已經過世的吳老先生，當年我請他跟他的公子去聽Rostropovich的獨奏會，結束之後，他邀我到他家喝茶，並搬出一台SONY的五盤CD Player送我，他堅持說是多出來的，還外加一套Rubinstein彈的蕭邦夜曲。我雖然心喜，但基於父母親教我們做人的道理，不能收。雙方僵持許久，最後還是滿懷謝意地收下了。唱盤我是好好地利用了，可惜都被我拿來聽馬勒這種重口味，「女士們的蕭邦」則被我束諸高閣，心中慚愧的很。

吳老伯是綠營死忠，但我們這一票外省二代同學，偏偏又跟他很投緣，老是去他家騷擾他。那是一個族群之爭不像現在這麼嚴重的時代，吳老伯是很典型的本省仕紳，家境不是頂好，但是做人很實在，吃人一口，報人一斗。嗜樂如命。十二年前世界盃第一次三大男高音聯演，是當時樂壇的一大盛事，足球我們是不太理會的，但是天王獻藝、巨星碰撞絕對不能錯過，我買了CD，招呼大夥兒到他家一塊聽，那真是一個難得美好的夜晚。

我的樂迷經驗，大概在七八年前陷於停頓。那次，我在國家音樂廳照例睡著了，那天好像是克利夫蘭弦樂四重奏，曲目包括我很喜歡、也很通俗的Dvorak的String Quartets Nr.12 "American"，座位是物美價廉的四樓正中，效果絕對比二樓好。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我卻抵擋不住瞌睡蟲，整整睡了二十分鐘。從此之後，我就沒什麼勁進音樂廳了。

直到四年前，偶然的情形下，有個朋友晚上跟我邊講電話、邊聽Goldberg Variations，從話筒那邊傳來斷斷續續的樂聲，讓我根本沒用心聽朋友講話，最後終於按捺不住地、不恥下問地問了一個會被自己不齒的問題：「那是什麼曲子？」

第二天，我跑去唱片行找到Gould在1981年的錄音。哎，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回家狂聽了一個禮拜。從此，我終於踏進鍵盤獨奏曲的地盤，不再只是心虛地躲在Debussy的小品作品底下自我欺騙。

後來，在另一個朋友家聽到Schiff彈的十二平均律，只覺得很熟悉，那種秩序感，濃濃的巴哈味，配上Decca沒話可說的錄音，對德文一竅不通的我，再度鼓起所剩不多的勇氣，拿起唱片封面研究 。Well-Tempered？什麼東西啊？回到家裡翻書一查，才知道自己真他媽的有眼不識泰山、吃到人蔘果還不曉得。

於是，我又下了狠心，又上了Gould的當，買了1963年錄音的版本，就是裡頭會聽到他哼哼啊啊及踩踏板聲音的那個版本，再度孝敬SONY近千大洋，這次，我真覺得錢花得有點冤枉了，自作聰明個什麼勁啊，請了個無趣的版本回家來佔空間。

反正，我是為了Bach不是為了Gould。總之，有興趣聽平均律，已經是我很大的進步了，阿姆斯壯登陸月球也不如我這一步偉大。

但是，那惱人的蕭邦呢？最後還是拜沛恆之賜，拖著我去聽Pletnev的演出。這次有行家在旁監督，不敢打混，我全場保持清醒，硬是聽了好幾首Ballades及Scherzi，忍過去所不能忍，終於有一些感覺出來了。為了表示上進，音樂會結束之後，我還當場買了他老兄在卡內基的現場錄音。

記得那天中場休息時，還遇到合唱團的同學東陽帶著他新婚的韓國妻子也來聽演奏，東陽當年練唱的時候可比我認真多了，我三不五時就當逃兵，是標準的逸樂派。看見到他們夫妻倆眼中流露出浪子回頭的嘉許之意，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他們，我是被朋友拖來克服心理障礙的。

蕭邦到現在還是我無法跨越的障礙，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我並不是真的討厭鋼琴的。即使是Prokofiev那首隱約有鋼鐵、金石撞擊聲的第三號協奏曲，我第一次聽就驚為仙樂，甚至是我進軍現代曲目的橋頭堡 ，他之後才輪到蕭士塔高維契。Rachmaninov的Piano Concerto no.3更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曲目之一，我最鍾情於Horwitz跟紐約愛樂合作的那個版本，那是現場錄音，樂曲終了時，最後一個音的殘響還沒消失，觀眾就已經迫不及待地跳起來狂喊安可，聲震屋瓦，每次聽到這裡，都覺得可以感染這股數十年前的狂熱。

後來電影「鋼琴師」上演時，各唱片裡這個版本的唱片被橫掃一空，我則回家好整以暇地拿出收藏重溫舊夢，寫意極了。

吳老伯因為鼻咽癌過世的時候，我已經在新聞處上班，老伯的大兒子曾經在貝爾實驗室工作，是奇摩搜尋引擎的研發者，也是中正大學的教授。朋友們打電話來報告噩耗之後數天，大公子就寫e-mail給我們大家，徵求我們對老伯的紀念文字，集結成冊，以便公祭時致贈親友。

我當天回家，追憶過去與吳老伯相處的種種，聽了整晚的馬勒，從第二號、第五號、大地之歌聽到第九號。第二天進了辦公室，開始著手打《死亡陰影裡的音樂家》這篇文章，可是打了上半篇之後，就發現馬勒不是那麼好寫的，我少得可憐的才情及情操都不足以完成它。想到大指揮家華爾特及身罹絕症的費莉亞，那段燃燒最後的生命以成就藝術的動容故事，總讓我情緒飽漲、眼眶溼潤，不知該如何接續下去。

馬勒的作品陪伴了我們度過學生時期的青春歲月。在我情緒最灰暗的時候，都是靠聆聽馬勒第九號交響曲及貝多芬第十三號弦樂四重奏來度過的，至今這兩個曲子，還是我淨化情緒的最佳選擇。

馬勒也讓我想起了一位亡友在出國唸書前，老伯在大學口請吃飯為她餞行。那天大夥兒都到了，在那個CD仍不普及的時代，老伯先前允諾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在他的收藏中自由選擇一張唱片，他找專業機器親自轉錄到高品質錄音帶，在那天晚上送給我們。幾個朋友多半跟我一樣，選擇暴戾氣相當重的第五號 ，還是暴力極致的蕭提指揮的芝加哥版本。（雖然該曲的慢板樂章因為電影「魂斷威尼斯」而成為知名曲目）。獨獨這位即將出國的朋友，選擇標題為「復活」的第二號，似乎預告了兩年後 ，導致她喪生的一場車禍。

沈重的馬勒、早已離我而去的輕狂歲月，以及當時同甘共苦、揮霍青春、一同坐在傅鐘下盍各言爾志的兄弟們…一個如此奇異的組合。

放在這個網站上的《死亡陰影裡的音樂家》這篇文章，我知道我在文中引用的史實有不少錯誤，卻一直沒有去修正，放了三年，每回看到了，總提醒我想起我的虧欠。

這個「未完成」，也讓我想起了兩位疼愛、錯愛我的長輩：吳老伯及李模老師。想起他們在世時對我所投注的期望。

有一個在我心中埋藏已久的想法：將來，總會有那麼一天，我要帶著一束鮮花、一台音響及一張唱片，貝多芬也好、馬勒也好，巴哈也好，去到他們長眠的所在，讓直達天堂的樂聲代我向他們報告，「我來遲了，但我沒有讓您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