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先接触到梁启超的“死”，后才接触到他的“生”。我应该是说，我拜谒了他的坟墓之后才到了他的出生地一游。一九九五年我先在北京香山凭吊了他的陵园，六年忽忽，去年才有机会到广东新会瞻仰了他的故居。又一次寻生访死，又一次秩序调换，更憬悟老子“生也柔脆，死也枯槁”的恍惚和迷离。这个寻访的历程并非我刻意对梁启超一生事迹的追踪，而实在是一项有心的偶然。就像我曾经拜访过林肯的出生地、成家和创业的小镇、当总统、被暗杀的地点以及长眠之墓园一样。这些人物在我虚假的生活中并不真实，但是却常入怀入梦，宛如明我常相忆的幽灵。

为什么是梁启超呢？他无疑是近代文化和政治中国的风云人物，公车上书、戊戌政变、护国讨袁、清华大师，这些跌宕起伏发生在他短短的五十六年的生命里，政治活动如此繁颇，生活如此流荡，他却写了一千四百万字浩繁巨帙的论著，其创造力和生命力是惊人的。对我来说，他的魅力诚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对于他的政治参与我的兴趣不大。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学中国文史的，我会选择两个人作为撰写博士论文的题目。一位是“凿空新义、石破天惊”的黄宗羲，另一位就是梁启超了。任公晚年自比梨洲，他们隔代的心灵显然是相通的。

在潜意识里，梁启超的意义，可能还是在于他是一位南方人，而且是一位广东人。这种“地缘意识”落伍但原始，可笑但亲切，我可以自圆其说地把它合理化，但是有这个必要吗？只因为这“祖籍”是个缘分，不是我能够选择的。近年来，心境已进入“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中年，年纪越大，寻根问祖的意识就越强，“吴音渐已变儿童”的遗憾就更深了，于是地缘意识更容易发酵。

但是说梁启超吸引我纯粹是“地缘意识”之故也不太正确，因为生于广东南海的康有为与我是隔代（和隔海？）同乡，但是对他我却没有特别惺惺相识之感。基本上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同类型的人物，我们常把他们并列，因为两人曾是师生，也曾在戊戌之役同患难。两人在政变中相应，但后来却在立宪上的议题上却成仇。康梁在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中，是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上，师生形同冰炭，势如水火。康有为晚年思维与他年青时的风云事迹似乎并不太相称，他变得保守顽固，历尽沧桑后竟穿回清朝礼服，简直不可思议。梁启超一生虽然善变――他曾经保皇与护法，又坚持过君主立宪，又曾主张民主共和――但是贯彻始终的是他进步求变的思想，在气质和行为上还不失为一个新民。早年梁启超在老师的巨大光环下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是烘云托月的配角，后来在复辟的议题上就直接指责康有为“首造逆谋”，跨出了何止一步！

还有一项小节：比较两人的书法，我还是心仪梁启超的，虽然在书法发展史上他并未入流。当然，这是完全从主观的审美态度来评说的。平心而论，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也真是一本奇书，有史有论，有声有色，浑然一体，如此振聋发聩地著作，逐使他成为书坛领袖。他所主张的“重碑轻帖、尊魏卑唐”的书法理论影响颇深，而他这种审美理想，也实践在自己的临池创作上。但是我总觉得康有为的书法因为企图性太大，反而显得太过夸张。最近翻阅王道云的《书法门诊室》一书，领悟更深。他批评康有为的书法说：“一味横肆，放笔自矜，夸张过度，肆而不醇，蹂锋泼墨，以蓬为美。”此评语深得我心。梁启超以书法自娱，企图性极低，于是就显得那么温润劲健。其他不说，就书法上，梁启超的赤子之心就显然突出多了。他曾说，在治学上，“南海太有成见，任公太无成见”，此一论见引论到两人的书法上亦可适用。再看他们两人照片上的变化，亦可看出差异。两人年青时的相貌皆器宇轩昂，睿智的眼神，令人倾倒；然而梁启超从少年到晚年的转变，是深沉的、忧患的、倔强的，那两片沉厚的口唇仍然凛凛；而康有为到了晚年，相貌却变得那么富贵、安详、雍容，甚至有点狡黠。从始到终，梁启超更像一位南方人。

但是这位南方人却葬在北方。一九九五年我在北京开会，恰好在北大就读的胡兴荣刚写完了博士论文，我联络上了他，他热情地做了我两天的向导，使我能够从容自如地出入北大门栏，雪了我和璟文两年前被一位年青警卫挡在北大门外之耻恨。我们也去了周口店，更拜谒了梁启超的墓地。那日阳光灿烂，香山之郊郁郁葱葱，幽雅的园林颇多小山坡，绿草如茵，真是秋高气爽之日。胡兴荣曾经来过，但是仍然有点犹疑。我一路无悔快步地跟着。“我没有迷路。”他信心十足的说。“这里有坟茔？”我不禁有点怀疑，心里纳闷，却没有开口。问了几位像是花园的管理员，梁氏家族的墓园就近在咫尺。

梁启超的墓较为显著。一尊汉白玉墓碑，面南而立，形状似榫，简朴庄重，上刻“先考任公府君兼先妣李太夫人墓”，这些大字在墓碑前面都可以仰首咏读。此墓为任公公子梁思成所设计。墓碑后也刻有许多字，因有高而扩的后土隔挡，远处不易看得清楚。胡兴荣和我互看一眼，彼此会意，他一鞠躬，一声“任公九泉，恕小子不敬”，就跳上了后土，走近碑后，朗读碑文。我在旁恭听。胡兴荣有一项了不起的习惯，就是可以书声不断地朗读长文。在北大纪念蔡元培的墓碑前，他曾一字不漏、顿挫有次的滔滔朗读文言全文，这项气卷江湖的读书气魄，令我瞠目结舌之余自卑不已。我们到处看了梁氏墓园的几座梁氏后人的墓碑，就蹲坐在梁启超墓前的石级上闲聊。胡兴荣是个健谈的人，思维敏捷，他知道梁和他的家族典故极多。风和日暖，听他讲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等人的故事，我连插嘴的份儿也没有。在此之前我们去了附近的卧佛寺，走访梁启超墓后，又到了曹雪芹故居。那天真是美不胜收。

梁启超死后为什么不埋藏在新会故乡？我遂发觉近代中国的文化人物似乎很少是死后安眠故乡的。康有为死后葬在青海，孙中山在南京，胡适在台北，蔡元培在香港。鲁迅葬在上海，算是离家乡最近的了。但是古代人物似乎还有葬在故乡的惯例，如司马光、顾炎武、王夫之、黄庭坚等，好像苏东坡是例外。到了晚清的林则徐还是葬在家乡的。难道近代人物埋骨他乡是一个命定吗？就如刘海粟为康有为墓志铭上所言：“公生南海，归之黄海。”这样其实也极其自然，甚至浪漫。我倒是觉得康梁出生在南方，却都永眠在北方，应该只是一个巧合吧。对游历四海的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一抔之土在中国。



二、

去新会，是先经过了南海，也就是走访了康有为故居之后。到南海，对我来说，是再度回乡了。这次的感觉虽然不比我一九九二年第一次返乡那么震憾悸动，但是仍然心跳莫名。这是一个繁荣的城镇，而父亲小时离开的礼溪乡应该在某个隐远的村落。父亲在世时我曾问过他，康有为故居是否离我们村落很远呢，您有去过吗？父亲笑曰：“傻子，那时我们连饭都没得食，那有去注意这些事？”去之前我曾讯问了一下，人人都说康有为故居“就在”南海，梁启超故居“就在”新会，好像在这些地方都是重点，怎样走也不会错失，但是其实也真不容易找。这次同行的有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张应龙、他的学生小雷，以及他们认识的新会市副市长夫人。我们到达故居已是傍晚悟点左右，故居仍然开着，只因为管理人员早被通告，说这次有副市长夫人同行的原故。

茶坑村实在是一个宁静阒然的村落，榕树处处，就像李可染的画，简直是凄美。故居进口处修葺一新，像是刚装修过，建有崭新的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为两层仿古建筑，馆前有一座孤立静止的梁启超铜像，后是松青竹翠熊子山，那一座凌云塔远远在山的半腰上显得参天拔地。张应龙熟悉的遥指云塔，说“梁启超小时就到过这座云塔游玩。”我想起了梁启超十一岁时写的那首诗：

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

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

为何多变化，此理无人识。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

搔首独徘徊，此理终难得。

诗是幼嫩了一点，但是多少人可以十一岁写诗呢？铜像左边是青砖黑瓦的房屋，门前有“梁启超故居”五字。进门后，穿过天井，有一正厅和两厢耳房，有一些家具陈列，相当简陋，但是真实，一切布局和设计与南海的康有为故居极为相似，应该是广东一带乡土的色彩。虽说简朴，但与洪秀全故居的土房相比，却又好得多。有一位为游客讲解的年青姑娘，用粤语述说梁启超故居种种，我亦以我“海外”的广东话和她答腔，倍增亲切。故居旁边是“梁启超读书处”――怡堂书室。中厅教室里陈列着十多张书桌，这是当时梁氏家族的学堂，也是梁启超思想启蒙之处。梁启超说：“我之为童子，未有学校也。我初识字，则我母亲教我，直至十岁，皆受学于我祖父。”对于母亲，梁启超极为怀念，她在他十五岁时在广州学海堂读书之时难产而死。我想起父亲曾说他姐姐在乡下也是难产而去世的。看来医药不发达的广东乡村，对要生产的妇女来说，此一命运相当普及。

任公说：“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好一个“实”字，仿佛他的一切成就必须追渊到他出生之地。他是在说，这是一块孕育过我的土壤，而无论我以后如何的改变，我的出身是不变的。这算不算一项“地灵人杰”的注脚？梁启超不可能迷信到认为家乡是风水宝地罢。汽车飞奔在高速公路上时，我曾不解为何他说故乡说是个“岛”。主人耐心地解释说，这块平原乃珠江三角洲的众多的岛屿之一，河道纵横，大小支流密如蛛网，当时桥梁极少，交通工具乃木舟。那年梁启超来去广州应试及中举返乡，就是乘坐鼓风疾驶的轻舟，而且还得坐上几天几夜！

虽然梁启超很早就离开了乡土，但是乡土却终身没有离开他。他的朋友和学生回忆他时，总会提到他的“官话”国语并不标准，而夹杂着新会土音和广州方言。杨鸿烈在一篇 〈回忆梁启超先生〉的文章里说，任公“虽为众所公认的一代作家，但是说话的时候，虽非蹇缓口吃，却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演讲的时候有时只闻‘啊啊’的声音，即表示其词不达意。”同一篇文章又记述一位王桐龄“凡有梁氏演讲，几乎风雨无阻，每次必到，但总是乘兴而往，怏怏而归。”都说梁启超的口才平平，主要是他的官话不够流利。到了晚年，这方面他还是没有太大的进步。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追忆说：“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第一句说得非常客气，但是第二句才是重点。梁容若在〈梁任公先生印象记〉里就说得更直接了：“其实他的官话，只会说最普通的，讲书、背书都保留了新会音。”这位“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化奇才的另一个特色，显然是乡音无改。

离开故居时已渐入夜，在红晕渐黑的夕阳下，茶坑村令人心碎。在故居旁边的那条小溪潺湲流向暮色，路边的灰白交杂的旧房楼显得特别的亮白。经过了这些岁月，这个村庄仍然是遗世的。我贪婪地回首探望僻静的里巷，有一位像是农夫的中年男子踏着自行车擦身而过，一股淳朴的微风扑面而来。副市长夫人在旁轻声地说：“去参观巴金笔下的‘小鸟天堂’要抓紧点时间。”

可惜我们到了那地方已太晚，天色已全暗，只听到吱吱的鸟鸣，而看不到鸟的踪影。主人说，这里是一座浮于河心的水上森林，里面栖息着十多种鸟类。每当朝霞初露或在黄昏时刻，万鸟盘旋，飞进飞出，悠然自得。那棵榕树在月明星稀的此刻更显得庞大无比。观鸟亭下刻有巴金那篇〈小鸟天堂〉全文，其中有一段是描写这里不同的鸟：“树上就变得热闹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树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我们都笑说这些句子是白话文刚放小脚的缘故。巴金虽然是大家，但是现在我们都不会这样写文章了。我却想到梁启超的白话文其实还是非常“文言”的。在车子里张应龙指着某一个方向，说“那边是崖门。”崖门者，就是当年陆秀夫背着南宋小皇帝投海自杀的地方。

梁启超一生中回去新会家乡几次？我阅读了几部有关梁启超的传记，都没有直接的提到这点，再查了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没有答案。显然研究梁启超的学者并不觉得这一点太重要。这些书里只提到他新婚后回茶坑村的家住过，但是他的夫人出身贵州官僚世家，下嫁了穷书生，对此地的地理和环境都不习惯，居住了不到一年就迁移了。又有提到一九一五年他回乡为父亲祝寿，风光非常，还有另外一次是父亲去世时他回乡奔丧。他的著作里也没有记载他回乡或记叙返乡感觉的文章。他一生倥偬闯荡，回乡的次数不多应该可以原谅罢。况且，对于这个闭塞的故土，他还应该留念和珍惜什么呢？走出了新会，背井之后才造就了“献身甘为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诗〉）的他。他一生关心的，不只是一村一乡，而是“泱泱哉”的中国。那天看管梁启超纪念馆的人说，隔两天纪念馆开幕时梁氏家族的“还乡团”将会全部到齐出席。傍晚的茶坑村显得特别宁静寂寞，那村外的石泥小路以及旁边的几棵榕树也应该热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