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失利下，撤守台灣，並進一步對黨內進行改革，以確立國民黨在台灣政權的主導地位。一九五0韓戰爆發，國民黨政府在冷戰結構的觸動下，不但拾取了國際戰略的邊防地位，更使國民黨自此能夠藉著政治資源的運用，對島內文化執行高壓與壟斷的意識控制，進而形塑了五0年代與六0年代台灣白色統治的基調，而使得台灣文化的場域中充斥了中原與大中國主義的論述型態。但是這樣了論述樣態，卻在七0年代產生質變。

七0年代末期政治局勢逆轉，在國際間發生了聯合國席位的喪失、中美斷交，而島內則引發了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的衝突，這一連串的動盪都促使了過去國民黨所極力穩固的世界逐漸地鬆動。加上黨外活動的興起與國際上脫離聯合國的孤立，使得探索身分認同成為七0年代末期台灣島內的思想軸線。這時的文化場域中，更是先後出現了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兩個重大的文化現象，而它所突顯的正是在七0年代中，台灣面臨國際紛亂繼而思考要求回歸、回歸民族、回歸現實，回歸中國文化的傳統與台灣歷史的過往，進而能夠從文化內部獲得抗拒外來動亂的力量。但是，也就在這種回歸的聲浪中，傳統中國的價值體系裏，逐漸的衍生了台灣具體的真實影像，蕭新煌就曾經指出在國際外力的衝擊下所產生的民族主義似乎是「台灣意識」可以茲長的重要媒介。 因此，雖然在「中國意識」的原則下，「台灣意識」可以普遍獲得認可，而真實的台灣也能夠在某種平衡與開放的狀態中逐漸的清明，但是就在某種政治力量的觸發下這股內在文化的動力卻逐漸的被激化。

然而，整個八0年代我們可說是在1979「美麗島」事件後所揭開的序幕。當時，因為「美麗島」事件的帶動，1980年底補辦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與1981年的省市公職人員選舉，都強力促使黨外力量的重整與集結，迅速的完成了「黨外的再出發」， 進而承接了七0年代對於威權體制的抗拒，而展開了對於台灣本土化的強烈訴求。可惜的是，此時「黨外」權力團體與國民黨政權相互間省籍的差異，在八0年代的選舉策略中被過度的催化，進而使得在政治立場的對立與政治利益的追逐下，所謂的省籍認同、歷史意義與情感訴求成為了政治語彙中最為輕便與迅速的手段。但是，這樣輕便卻與當時抗拒威權體制、追求民主政治的過程，逐漸地脫逸開來。

2000年政黨淪替，而國民黨終究也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執政。然而，就在2004年的今天，我們卻仍然看到在政治的操作下，文化、社會與省籍的對立不斷的輪番上演。然而，就在這「本土意識」、「台灣精神」、「永續台灣」種種看似激烈、熱情的口號下，我們又該以怎樣的冷靜態度加以思考呢？出生於七0年代的我，來不及參與保釣，更錯過了野白合，對於白色恐怖也僅有著間斷卻不清晰的距離。但是，面對現今的社會，文化在某種手段、利益、意志的操作下不斷地被否認，否認自己無法成為強者、否認著自己曾經有的認識、否認著立即卻又對立的爭辯，進而藉著否認而想要取消所有應該可能的認識，甚至是貼上標籤再落井下石。這一套套自圓其說的緊箍咒，不僅緊縮了七0年代到八0年代以來對於台灣文化豐富性的爭辯，更在政治操演的情況下急速地以「前瞻」、「正港」、「熱愛」的姿態招搖呼喚。就在這種種的文化徵候中，或許，那個以往我們所抵抗的本質力量並沒有真正離開。因為，遺忘、壓抑差異的誘惑，總是讓人稱快。而它也總反身於我們還只相信唯有掌握社會資源的群體，才能作出正當而有效發言的時候；它同時也不斷反身在我們誠然以團結之名，書寫與號召出普遍解放論述的時候。尤其，當某種力量為了鞏固自身，進而遺忘、否定自身的內在複雜性甚至是矛盾性，更甚迴避了探索自我認同機制與慾望如何理所當然，並且不加檢視地奠基在對於內在「它者」的壓抑上，這一切對我來說，那個該抗議的本質並沒有結束。

面對這樣的提問，我再一次藉著歷史的閱讀，進入1949之前的光復初期，重新理解這一切屬於自身，卻因為某種意志的切割進而感覺陌生的歷史，進而重新探問是誰在說著我們的故事？而當你說著我們的時候，你究竟是誰？ (200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