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表面友好卻暗中操控你#

與職場中的自戀或精神病態不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並非想獲得關注，或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他只是純粹認為獲得個人利益能夠不擇手段。要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高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心理學家 Richard Christie 和 Florence L. Geis 設計了一份「Mach IV 測試」，從「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如果答此量表的得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擁有較高的該人格傾向，以下擷取其中 5 個問題：

1. 罪犯與一般人最大的區別在於，罪犯會因為愚蠢而被抓住。

2. 不走捷徑就很難成功。

3. 完全信任別人等於自討苦吃。

4. 奉承大人物是聰明的做法。

5. 永遠不要告訴別人你做某件事情的真正原因，除非你另有目的。

推薦序

也是「傷痕文學」

王德威（臺大校友，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臺大選出經濟系管中閔教授委第十二任校長，但教育部以程序瑕疵為由拒發聘書，隨即引發大學自治，遴選瑕疵以及學術自主的爭議。這場爭議迅速成為臺灣政爭的新焦點，牽涉之廣泛，攻防之慘烈，為大學教育史所僅見。以後三百五十四天，三位教育部長因此下台，無數政界、學界人物捲入是非，再經由傳媒催化，「拔管」、「挺管」甚至被擴大為臺灣之命運的取決點。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育部長葉俊榮宣布對臺大校長遴選委員會決議「勉予同意」。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臺大終於迎來新任校長。

　　臺大校長遴選風暴對臺灣高教自治理想帶來巨大打擊。當風暴由校內擴散到校外，對公民社會信念的斲傷尤其難以想像。然而風暴中心的當事人管中閔校長始終未曾對外界完整說明個人想法。他是如何應付校內、校外各種壓力，如何思考個人榮辱和大學價值？二二〇二三年一月七日管中閔四年校長任期結束，終於等來恰當時機一抒己見，於是有了《大學的脊梁》一書。本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較長的紀實部分〈傅鐘為誰敲響〉由新聞工作者楊渡敘述事件來龍去脈，較短的記事部分〈只留清氣滿乾坤〉則由管中閔親自執筆寫下心路歷程。

　　這一事件其實還有一位隱形當事人，但以其任事風格，應該不會留下任何記錄。一切必須好好封存。然而歷史還是留下線索。二〇二二年夏末，臺大爆發國發所論文抄襲案，朝野嘩然，唯有國家領袖挺身要求全民團結，相信抄襲者清白。假作真時真亦假。對照四年前「拔管」案的莫測高深，我們恍然大悟兩者之間若有似無的邏輯——馬基維利式的邏輯。至於母校的尊嚴，大學自治的理想，社會民主的功能，還有學術真理的信念，不過就是文青話術吧？

　　楊渡先生對管案的敘述鉅細靡遺，讀者可以自行判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將近一年的紛擾過程裡，政府各部門涉入之深。打擊的力量來自總統府，行政、立法、監察、司法四院；來自教育部及周邊的法務部、內政部、文化部、科技部、國發會、經濟部、財政部、境管局、陸委會等。不僅如此，媒體操作從電視新聞、名嘴談話到報紙、雜誌，再到網路新聞、論壇、社交平臺、臉書、Youtube、網紅，下至PTT、IG，無所不用其極。管中閔的個資暴露無遺，抹黑造謠不在話下。最大的諷刺是，儘管「卡管」動機明白來自藍綠意識形態惡鬥，但從總統到政客、公知、覺青的口徑卻一致定調為奉法治、真理之名。法理詞窮處，則繼之以泛道德化控訴，並且無限上綱。但試問，如果校長「選對了人」，還會有這番周折麼？

　　當此之際，管中閔個人的反應值得注意。在三萬五千字的敘述裡，他說明如何無心插柳參與校長遴選，意外當選，又如何立刻遭到鋪天蓋地的攻擊。攻擊者以遴選程序，兼職資格，學術倫理等各種理由輪番圍剿，來自國會的影武者乾脆放話威脅。這一切當然和管的顏色背景、還有「爺們」的形象有關。彷彿這位校長上任，即將動搖國本。我們所不知道的是，雖然管中閔表面故作鎮定，種種汙衊和羞辱卻帶給他極大痛苦，嚴重損壞身心健康。當時他罹患眼疾，久久不愈，竟然有了隱喻意義：現實的壓力真讓他看不清未來方向了。在夜不成寐的焦慮中，他聆聽中共黨史以為排遣，整風、公審、清算、鬥爭……。遙遠的歷史，竟是如此感同身受。

　　二〇一八年「卡管」行動高潮期間，有心人已經將其與文化大革命做類比。但這畢竟只是類比，不是事實。文革是現代歷史浩劫，一輩知識分子摧殘殆盡，只留下血跡斑斑的傷痕文學。臺灣何其有幸，即使在拔管案高潮，社會輿論依然發生相當制衡作用，臺大校方也堅守最後防線。文攻尚未惡化為武鬥，主政者也知難而退。遴選委員會主席陳維昭校長力挽狂瀾，令人敬佩，更重要的，管中閔自己挺了過來，保持了起碼的自尊。話雖如此，他個人所經歷的創痛何曾遞減一分？他寫下這段經歷，不僅意在維護個人尊嚴，更為見證臺灣學界一次危機。

　　《大學的脊梁》是本痛定思痛之書，也是一種傷痕文學。但它的意義不應侷限為對某黨某派的控訴，而是提醒任何政權，任何為政者在權力與知識的場域上都可能面臨的考驗。身處其中的知識分子從教授到學生如何因應，尤為關鍵。以下觀察或可作為我們思考的起點。

　　學術與政治的拉鋸，歷史上其來有自。有鑒於此，現代大學制度的目標首在維護校園空間內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語）。《大學法》開宗明義：「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論者有謂強調校園自治權者忽略外在監督條件，以及適法效應的詮釋維度。究竟拔管案是政治勢力進入大學，還是校園自治扭曲民主機制，攻防者各執一詞。這樣的辯論雙方立場都應該予以尊重。

　　然而有心人士的「拔管」動機又豈僅是依法論法？一旦全案發展成為明目張膽的政治操作，解決之道也只能是政治決定，衍生各種「例外狀態」。葉俊榮部長「勉予同意」管中閔擔任校長，隨即掛冠，卻留下「本於法律良心完整論述大學自治，並一肩承擔所有爭議」，「對臺大及遴選委員會有所期待」的弦外之音，正道出其間之兩難。

　　其次，臺大作為臺灣高教最高象徵，其實走過不少校園民主風暴。最令人矚目的包括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一九六六年的殷海光被迫離職事件，一九七二年的哲學系事件等，無一不觸及校園之内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尺度。國民黨政權為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日後也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八十年代起校園民主運動在臺大首開其端，校內學生自治團體成為特定政治立場人才養成所，有其因由。曾幾何時，校長聘任案操盤者改為民進黨政權，寧不令人感歎時光倒流？此案最終緊急煞車，代表校園內外制衡力量浮現，避免重蹈當年白色恐怖覆轍。但回看「拔管」全面啟動式的操作，不能不說「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的無孔不入，今勝於昔。校園裡的師生不論捍衛什麼理想，也絕不應昧於現實判斷：學術象牙塔何其精緻，卻隨時可變成卡夫卡的城堡。

　　第三，拔管案另一特徵是泛道德化言論的濫用。人格汙衊其實是政治操作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伎倆，也是管本人最不能釋懷之處。然而此處還有一層弔詭。根據本書揭露的始末，讀者驚覺政治、媒體勢力的干預方式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有如《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最佳負面版本。深文周納，指鹿為馬，請君入甕，羅織構陷，三人成虎，為虎作倀，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首鼠兩端，還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老中國醬缸裡的糟粕居然被新臺灣人活學活用，而且玩得風生水起。我們不禁莞爾，拔管者哪裡反中？他們是對岸清算鬥爭傳統最誠實的抄襲者。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論教育的真諦無他，就是日新又新，不斷突破現有知識體系和環境，讓受教者得以創造無限新的可能，並付諸行動。臺灣校園民主運動者過去四十年來的貢獻，正在於投射、實踐了新的政治及社會進步憧憬，也因此贏得青年學生的支持。這種求新求變的憧憬不應當退化為二元對立的窠臼，或敵我矛盾的公式。失去了新意的政治，只能是開歷史的倒車。有關大學自治的維度值得繼續對話辯論，但在校園裡普及政治醬缸的那一套，可以休矣。

　　最重要的，管中閔聘任案的爭端凸顯當下臺灣公民社會的挑戰：一方面大鳴大放，無所忌憚，一方面又虛應故事，且戰且走。儘管如此，拔管案結局終究勉強算得上是遲來的正義。我們對臺灣民主基礎仍無須妄自菲薄。所可反省者，當權者掌握天時地利，其實可以放寬心胸，以更大自信面對教育作為百年大計，大學作為公民社會基礎的意義——這正是臺灣價值之所在。然而拔管案所教給我們的，不是對學術及法理的尊重，甚至不是意識形態的辯難，而是無所為也無所不可為的虛無主義。一旦對公共事務的最終價值失去敬畏之心，再多的機關算盡，再多的柔軟謙卑，也都無足輕重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群魔》（The Possessed，一八七一）寫盡十九世紀末俄國大改變前夕、知識分子和政客的焦躁和虛偽。他們空有大志，卻是說一套，做一套。主人翁斯塔夫洛金以救世主般姿態出現，眾望所歸，他理性，聰明，孤獨，自以為是卻又搖擺不定，他「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信仰上帝。如果他不信仰上帝，他又不相信他不信仰上帝」。他終於屈服於惡魔般的蠱惑，逃避真理、真相。《群魔》的一干角色未必是惡人，但祭起各種說法行徑，卻是心裡有鬼，不知伊于胡底。且看拔管案中的官僚、法匠、黨工、政客所作所為，何嘗不令人聯想群魔亂舞？

　　二〇二三年初，管中閔完成校長任期，淡然下臺，既未動搖國本，也沒有辱沒任何名器。與此同時，臺灣政局依舊熙熙攘攘，撕心裂肺的抗議喧囂早已經複製轉貼到下一場紛爭中。過去五年的紛擾可望告一段落，但怨念和戾氣揮之不去。而我們，尤其是學生們、教授們，又能從中學到什麼？二〇二八年臺大即將迎來百年校慶，或許真心關心臺大未來者更應該藉此刻重新思考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要義。挺起「大學的脊梁」談何容易，我們唯有勉力前行。

序——挺直脊梁，做一個真正的「人」

楊渡

二〇二一年深秋，管中閔談及想寫作臺大校長遴選事件時，我心中明白「不容青史盡成灰」，這一段歷史應該留下。不僅是臺大校史，它更是臺灣知識分子集體與當權者奮戰，也是自由民主的理念與擴張權力的獨裁之間的對抗。

這一場對抗，持續了近一年。當權者動用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四大院的無上權柄，動用各部會的資源，甚至以國家機器的力量，動員電視、電臺、媒體、網軍、名嘴、輿論等，就為了封殺一個臺大校長，一個合法遴選出來的大學校長。硬生生不讓他就任。

為了一個大學校長，這一仗，教育部賠上了三任部長，臺大拖延五百多天沒有校長，臺灣知識分子第一次見識到權力的傲慢可以橫行到什麼程度，也見識到昔日自由主義的學人，召喚大學自主的教授，如何在選出的校長不合己意之際，甘願「再次為奴」，函請教育部不發聘書給校長，收回大學自主的權力。

這一仗，曾經被視為「進步」的學人成為意識形態的囚徒，召喚總統蔡英文出面停止臺大校長的合法就任。

這一仗，也激發出知識分子的風骨，許多大學校長、海內外的學人、公私立學校教師，乃至於公車司機、市井民眾，無數人站了出來，向管爺喊「加油」，向權力說「不」。

時間未遠，歷史之鏡是如此清晰。我們還能逐一記憶，為臺灣大學，為臺灣知識分子，為一段那麼珍貴的「人間風骨」，留下鮮活的見證。

書寫，是記憶，也是反抗。

特別是隨著冷戰的回潮，世界對抗的加劇，權力者不斷使用金權政治，收買、掌握宣傳機器，擴大話語權，甚至改寫歷史。我因此特別建議，作為當事人，管中閔應該自己來書寫，留下真實的記憶，以免歷史真相遭到扭曲。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而，中閔兄堅持由我來寫作。他希望用第三者的角度，客觀書寫這段歷史。若由我來寫，當以報導文學的角度，記錄那一段事件。好處是可以多採訪一些當事人，讓歷史的角度較為全面。但它和當事人的真實歷史見證，畢竟是不同的性質。當事者的見證，終究是最珍貴的。在中閔兄自謙的堅持下，我接受他的想法，而他也願意作為當事人，寫下當時的心情記事，以為歷史的見證。這便是構成這本書的因緣。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隨著訪談的逐步深入，我才知道，在這個過程中，他所受到的傷害與苦難，是外界難以想像的。他是一條漢子，怎麼也不輕易服輸認慫。但在那府、院、黨全面獵殺，綠色媒體全面人格抹黑的「至暗時刻」，在那常人無法想像的驚懼、圍獵、扼殺、窒息的氣氛下，一個堂堂的臺大校長當選人，竟是有家歸不得、有苦說不出、真相無處訴。

那壓力大到甚至讓他瀕臨崩潰邊緣，無法躺下睡覺。一躺下就氣血逆流，胸口翻江倒海，幾欲窒息而死，只能坐起來假寐。一夜復一夜，無法入睡，只能坐起來喘息。心理醫生後來判斷，那已是憂鬱症的初期了。

一夜復一夜，就那樣苦苦撐持著。

即使在那樣的時刻，他總是在臉書寫下「I AM FINE」，並宣告天下「我們必將贏回大學自治」。然而，那劇烈的、全面圍殺的傷害，終於造成他的心臟受損、視網膜破裂，必須開刀住院。他只能趴伏在臺大醫院的病床上，等待眼睛復原。視力開刀，讓他什麼也不能看，被迫遠離一切外界訊息，也隔開了所有迫害的毒箭。天知道，視力受損反而救了他。

那是什麼樣的傷害呢？

管爺真的太「爺們」了。這一條漢子，在我訪談時，甚至不願多說一句苦痛，是他的妻子陳達敏有時參與談話，才真正透露那受迫害時刻的悲抑、冤屈、痛苦。妻子既然說了，他才慢慢說出內在的傷痕。

在權力獨裁之下，這種從國家機器「中央廚房」發動的凶狠圍殺，自管中閔始，繼之以對付所有政敵，也包括民進黨的賴清德，更不必說文化界、知識人了。然而未曾有人說出那傷害之深重，對人性的扭曲，對人格的破壞，對名譽的毀損，乃至於身體、心理健康的傷害，豈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管中閔的見證，說明這個時代的「至暗時刻」，是如何鏤刻在人心、人性的至深處。

我也訪談了臺大前校長陳維昭，他正是那一次校長遴選委員會的召集人。在事件發生當下，他遭受來自各方的壓力絕對比誰都大，甚至蔡英文還找他去官邸直接會談，希望說服他「解決困難」。可以想見，那是多麼大的壓力。然而他不僅挺住了，還反過來希望說服蔡英文，幫忙解決臺大校長就任的困難。他溫文儒雅、沉穩內歛的氣度，使得他未曾說出一句傷人的話，卻以最堅定的態度，維持一個時代知識分子堅強、柔韌、永不屈服的風骨。

我最欣賞他的一句話是：如果我屈服了，那以後怎麼做人？

人啊人，這個字，那麼簡單兩筆畫，卻是頂天立地、挺立不屈的原型。

我也訪談了幾位臺大教授，特別是遴選委員會的委員、臺大自主聯盟的學者，以及曾參與的老師、教職員。我想在此向他們致上敬意，當年如果不是他們的堅定不移、氣節自持，恐怕為否定校長遴選而發動的兩次校務會議，早就把合法的校長選舉制度給否定了，大學自治也就崩潰。

隨著訪談的深入，我漸漸明白，自己所寫的不只是一本報導文學之書，而是一段珍貴的歷史紀錄。記錄著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如何用僅有的信念與風骨，對抗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暴力，對抗來自四面八方的抹黑、圍獵、人格謀殺；用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對抗極權的擴張、權力的凌辱、獨裁的邪惡。這是一本時代知識分子風骨的記憶之書。

是的。它不僅是管中閔和臺大的見證，也是一個時代不能遺忘的記憶。我們要記憶善良與義行，也要記下那些邪行之人、邪惡之事、邪道之害。如果我們對邪惡沉默，那些邪惡就會反過來將我們淹沒。

一切的書寫，最終仍是為了見證，再壞的時代，仍有人為維護作為人應有的氣節與尊嚴，挺直了脊梁，做一個真正的「人」。

這風骨，不僅是「人」的脊梁，也是大學的脊梁。

補記：本書內容的相關資料引用，為避免以後網路所留資訊，被取消、變造、改寫（這是掌權者最喜歡做的事），有關事件文字記載部分，特別是關鍵處，盡量存其真實原貌，若文字稍長，敬請讀者見諒。

「馬基雅維利主義者」！表面友好卻暗中操控你

與職場中的自戀或精神病態不同，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並非想獲得關注，或對他人的感受不敏感，他只是純粹認為獲得個人利益能夠不擇手段。要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高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心理學家 Richard Christie 和 Florence L. Geis 設計了一份「Mach IV 測試」，從「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如果答此量表的得分越高，就越有可能擁有較高的該人格傾向，以下擷取其中 5 個問題：

1. 罪犯與一般人最大的區別在於，罪犯會因為愚蠢而被抓住。

2. 不走捷徑就很難成功。

3. 完全信任別人等於自討苦吃。

4. 奉承大人物是聰明的做法。

5. 永遠不要告訴別人你做某件事情的真正原因，除非你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