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都認同

但是

為什麼香港被英國殖民時卻不爭取普選呢？

難道被白人統治比較高貴嗎？

沒有萬惡的國民黨守住台澎

台灣能夠讓作者來台大念書嗎？

恐怕作者己被假民主自由認知作戰了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0124/6196524?from=udn_ch2_menu_v2_main_index

桑普／一位香港人離鄉抵台的人生自白——嚴防分化台港，警惕認知作戰

（※ 文：桑普，政治評論人、律師、台灣香港協會理事長。）

去（2021）年秋天，我與幾位香港年輕人到外島遊玩，一個禮拜去澎湖、一個禮拜去綠島。他們不情願下離開香港，受生計、簽證、心理各種因素所累，生活過得並不容易。我能力有限，幫不了什麼，只能暫時陪伴。某天黃昏，我們來到綠島南邊的沙灘。我在較高處的涼亭望向遠方。夕陽無限好，浪過水無痕，歡笑聲從遠方傳來。不知怎地，我喜極而泣，只不過，他們都不知道。

我在香港出生，自小受洗，接受天主教會創辦的小學和中學教育，經歷過香港的黃金歲月。我從小愛讀歷史，尤其討厭中國共產黨，知道它殺人如麻、鼓勵鬥爭、毫無人性。我的祖輩被它害死，尤其憤恨。

中學時期，六四事件後，我更與同班同學創辦校內刊物，第一篇文章就痛罵鄧小平，之後寫了一篇民國歷史連載短篇小說。回憶總是美好的，那個年代真的很自由。當時，我的身分認同是：「香港人＋中國人」。

求學階段：台灣知識的滋養，身分認同的轉變

已經入籍台灣的父親將屆退休年齡，希望未來能夠舉家來台生活。當初，他鼓勵我在香港完成中六學業後到台灣讀書，之後才可以適應。回顧90年代初，到台灣讀書的香港人不算多。我就讀國立台灣大學，雙主修法律和哲學，之後也順利考取台大法律研究所及台灣律師資格。

在台灣念大學學費遠比香港來得實惠，每位學生所繳交的學費，只能算是高教成本的九牛一毛。因此，我很感謝台灣，重點不只是替我父母親省錢，而是在最求知若渴的年紀滋養我，更重要的是，給予我思想上的啟蒙，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年在台大的日子，與老師、同學無憂地討論，天南地北，博通中西。這種思想激盪，在當時的東亞華人文化圈裡，難能可貴。

也是在大學期間，我開始如飢似渴地閱讀台灣近代歷史：二二八、自由中國、白色恐怖、康寧祥、美麗島、陳文成、江南、鄭南榕等，是台灣完全打開了我的歷史眼界。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台大的椰林大道兩旁掛滿了聲援大陸學運的白布條與海報，各社團不分黨派一致表達了他們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的不滿。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還記得謝長廷先生曾到台大法學院演講。他說：「如果我說天上的月亮是我的，月亮就是我的嗎？如果中國指著台灣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就是中國的嗎？」他的說法博得當場如雷掌聲。我與老師、同學在課後反覆討論，也重新反思一系列「中國、中共、中國人、台灣人、台灣、中華民國」的概念，最後逐漸得出一個結論：「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

一旦陷入悖離現實、想入非非的國界觀念，那麼人與人之間根本無法就國家定義開展有效溝通。坦誠面對現實，拋棄想入非非的民族主義，才能真正體會1996年台灣首屆民選總統的劃時代歷史貢獻。

我開始破除對大一統的迷思，也對自己曾誤信威權的國民黨感到扼腕。完成大學學業後，我上成功嶺接受軍事訓練，入籍台灣，之後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完成法學碩士學位，考獲紐約州的律師資格，在美國求職成功，返回香港擔任國際商務律師工作。

當時，我的身分認同是：「香港人＋新台灣人」。

1996年李登輝當選台灣首屆民選總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回港任職：在成為一名公共知識人之前的自我裝備

在碩士畢業後，我選擇回到香港擔任商務律師。為何？坦白說是為了賺錢。記得我和幾個大學同學曾立誓：未來要做一個公共知識人，但在這之前必須要先有自己的根基，顧好自己本分，吸收社會經驗，才有信心踏足這個領域。

當年在香港任商務律師，其中一個好處，就是能夠接觸東方和西方各行各業的人，處理不同範疇的公司、投資、併購、勞動、融資業務，盡職調查，審閱合約。無可諱言，香港當時真的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我代表的都是外國客戶，而對家很多都是中國國有或民營企業，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近距離深入接觸中國。

以前在台港讀書生活，除了去過幾次中國旅遊之外，基本上不太了解這個國家的人在想什麼，如何辦理公務，如何待人接物。從小到大，常常聽到有種聲音說：「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善良的，中國共產黨才是始終都是邪惡的，所以中國人都很反共」。

直到千禧年代，我進入中國，跟各類中國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接觸，才知道上述觀點，也不全然。如果中國人都很反共，中共早就倒了。事實上，正是絕大部分中國人的虛偽懦弱與短視近利，滋養著中共的執政基礎。這是一種深層的悲哀。

香港維多利亞港。 圖／美聯社

台灣人常講「產、官、學」三字，在我過去從事對中法律業務時，常只見「產、官」，而獨缺「學」。我曾遇過法官親口向我索賄被我拒絕、有土地官員虛報土地價格、有企業出示虛假帳冊、有企業偽造法律文件想蒙騙我、有流氓故意破壞我使用的出差車輛企圖恐嚇我，有「碰瓷黨」故意刁難索取金錢......種種惡行惡相，於是我心生一念，想知道這樣中國所引以為傲、萬人趨之若鶩的高等教育究竟是如何的樣貌？

當年在北京大學讀博士班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住在當地（所以我根本沒有在北京大學住七年），也不用簽署任何保證自己必須效忠共產黨的文件（當年是比習近平寬鬆的江澤民時期，但我絕對無意為江澤民塗脂抹粉）。基本上，在第一年每個週末上課，兩至三小時就夠了，甚至通過選題口試後，也幾乎不需要出現在校園，可在香港找資料、寫論文，這對於半工半學的我來說，完全能夠應付。

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報考北京大學法律系博士班獲錄取。

北京大學。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身為博士生：中國昔日的批判氛圍已不在

第一年，博士班有堂必修課，由賀衛方教授主講。賀教授問：「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法律上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組織？公司？企業？合夥？大家說說看。」政黨？「中國沒有政黨法！」公司？「難道中共是盈利為目的嗎？」同學們大惑不解。最後教授說：「結論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法律上是一個無照經營團體！」全場學生包括本人，起立報以熱烈掌聲。

後方有個理平頭的疑似特務警察，坐著、呆著、不笑，一副不忿、嚴肅的樣子，讓我當時笑了出來，同時在想：或者這些學生是這個國家未來的希望，畢竟如果中國一直腐敗卑劣下去，香港和台灣，處身暴秦之側，焉得安寢？但時至今日，這個「希望」未見實現可能，而且似乎越來越渺茫。

我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公用事業的管制與競爭》。借撰寫論文的機會，我訪問一些主要的中國國有電廠，也發現了些荒謬現象。我深知這類競爭法的題目是需要有政治敏感性的，因為我的立論重點在於：破除經濟壟斷，必定涉及破除政治壟斷，兩者不能分離。「黨、政、企」分開，是我論文的第一項建議，因為經濟改革，必須伴隨政治改革，也是我在論文裡「蜻蜓點水，點到即止」的結論。

最終，論文獲得所有口試委員高度讚賞。事實上，很多教授們關起門來，也是不停在痛罵一直憤恨和討厭的政權，粗言穢語橫飛。這種景象，我相信很多台灣人如今難以理解，但的確是當時的情況。

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重回職場：失根的香港人與台灣認同

畢業後，我在跨國公司擔任法務長，任職超過十年，除了因工作需要短暫出差中國之外，基本上都不在中國。從2007年開始，我在蘋果日報，以「桑普」的筆名撰寫評論文章；從2016年開始在電台固定評論香港、中國、台灣、國際時事。

一路隨著局勢的變化，我越來越認同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也開始深刻反省司徒華等泛民主派前輩的功過。我衷心認為當年的梁天琦是最出色政治領袖，至今不變。萬山不許一溪奔，堂堂溪水出前川。

12年前，我曾在「香港」華人民主書院錄製一集講解歷史和民主的講座，未收取任何報酬，也沒有繼續合作。直到2021年，我則應「台灣」華人民主書院之邀，參加當年度在台舉辦六四周年晚會的籌備討論，我在會上強調，「傳承香港維園的燈火前提在於對中國民運的聲援，而台灣和中國始終不是同個國家，我們只適宜用普世價值的態度看待鄰國的事，要爭取所謂民主，終究還是得靠中國人自己奮鬥，而中國的問題，遠不是民主化就可以解決的。」然而這番言論卻被某位思維卡在舊世代的港人指責辱罵，諷刺地，事至今日，同一人卻藉機針對我的背景大做文章，倍感唏噓。

所謂中國人、華人，都是大約一百年之前建構出來的名詞，這些名詞離我越來越遠。這不代表我要把台灣的中華文化面向連根拔起，我想要推動的是觀念秩序的重新思考，讓台灣變成一個真正的海洋國家。

如今，我的身分認同是「台灣人＋離散香港人」。

香港維多利亞港。 圖／路透社

台港須避免被分化，齊心對抗來自中共的惡意

香港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都是我曾經在香港積極參與並一起與港人走上街頭的運動。我自認是「和理非」，不是「勇武」，但我深信勇武，比和理非更愛香港。2020年港版《國安法》訂立後，我隨即離開香港，因為我有一種直覺：2020年的香港如同1949年的中國。一個人要做梁漱溟、冰心，抑或要做傅斯年、胡適，這就是生死抉擇。

有些台灣人未必真正體會到這種悲涼，但我願意把我真實的心情和大家分享。我的論伴傑斯已經在監獄中，我卻僥倖在自由的台灣。可幸的是，我現在可以堂堂正正說我是一個台灣人，勇敢自信，過好每一天。我從來對台灣忠誠，問心無愧。只慨嘆自己對志業、事業、台灣的貢獻不夠多，未來必須加倍努力。

綜觀近日網路言論，我很擔心這是中共認知作戰的一部分：先將我在燦爛時光會客室的發言內容，斷章取義，捕風捉影，借題發揮，侮辱誹謗，一則希望破壞我的名譽，二來是想分化台灣人與香港人（包括新住民）的關係，再來則是企圖在華人民主書院推動重建恥辱柱籌款活動的同時，把我捲入，一起「攬炒」。

儘管我跟華人民主書院的部分人士，可能有不一樣的國族認同，但大抵上都有「反共」這個共識。我和華人民主書院的差異，是可以求同存異的；我和中共第五縱隊、認知作戰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如果台灣不斷流於內耗，中國就會成為最大的得益者。

反送中運動時的香港街頭。 圖／美聯社

我衷心希望從香港來台灣的人，能夠真心認同台灣、捍衛台灣、貢獻台灣、服務台灣；成全自己、成全別人。我個人不支持訂立《難民法》。港人不會爭取台灣給予特殊的參選權，只期盼台灣提供公開、透明、清晰、明確、合理、可行的移民政策規則，讓大家切實跟從；港人也從不張狂地要求大幅放寬移民數額。

我們尤其需要注意台灣國家安全風險，必須要有實質和嚴格的國安審查，不再單以「在中國出生」或「在醫管局工作」的形式要件，成為否決定居申請的全部或部分書面理據，我很欣慰且肯定台灣政府過去對港人的務實協助，也肯定政府總是傾聽各方民意，未來台灣香港協會也將逐步公開我們過去幾次走踏各地，蒐整到的個案狀況與問卷統計結果，並以務實活動持續推動台港交流、支持在台良心小店，並努力在能力所及範圍為來台港生提供必要的協助。

後記

文章開頭，提及一張張沙灘上的年輕笑臉，如今仍然烙印在我腦海中。他們其中六個人已經離開了台灣，但我相信天涯若比鄰。他們說過：說了再見，就會再見。

如果我先前接受管中祥教授的燦爛時光會客室訪問，有任何表達不周延之處，在此亦再三作出澄清，希望這場爭議能夠盡快平息。網上輿論，分化挑撥，非吾樂見。冒昧之處，請多包涵。祝福香港！祝福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