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此文章的摘錄。
摘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部份。

我喜歡文學的批判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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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自由副刊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二 自由時報


【政治與文學】（上篇）


《拉鋸 政治與文學的張力》

◎王丹
（北京人。六四後在當局全國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曾三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文學與政治 皆帶有熱情的反叛

文學與政治發生關係，其次是因為兩者都需要熱情，尤其當政治代表著反叛的意味的時候。因為，文學的素質之ㄧ，就是反叛，帶有熱情的反叛


因義務而介入社會 文學的主體性才得到堅守

文學可以促進政治進步，但不能成為政治附庸品。作為政治附庸品的文學容易背離文學改進人類心靈精神的最初目標，去服務政治或社會勢力的權力欲和具體的利益，從而降低精神水準。而政治勢力必然企圖利用文學去實現自己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現實中的政治往往需要的是冷靜與計算，而不是熱情。但理想中的政治則應當包涵熱情的部分，或者說理想主義的部分。淨化政治，就因此而成為文學抵抗被政治收編的目的。同時，文學之於社會的功能就是反省與批判。不僅反省與批判社會，也要反省與批判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因此，為了避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首先要求文學自身能夠保持熱情和反叛的精神。

此外，文學避免成為政治的附庸，還應當盡量避免直接介入社會。文學介入社會與政治，有直接的進入和間接的介入。直接的介入，就是用文學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針對政黨、制度、國家機器這類物件作為文學陳述的內容。而間接的介入，就是通過對良心，對人性的挖掘進行的。因為社會正義畢竟要建立在個人正義的基礎之上。世界文學名著，絕大多數都不是描寫了社會，而是因為深入挖掘了人性才能夠世代流傳。當文學不要把自己當成救世主的時候，當文學首先是面對作為個人的自己的時候，當文學介入社會主要是作為一種義務而不是作為一種使命的時候，文學的主體性才有可能得到堅守。正如智利詩人聶魯達所說，孤獨和人群當然是當代詩人的基本責任，但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也同樣應當承擔對世界的責任和義務。這種責任和義務不是上帝式的拯救，因為我們自己也活在其中，如果世界無可救贖，我們每個人就無處可逃。因此完成對社會的承諾，不是拯救他人，而首先是一種自我拯救。

從作為個人的自我出發，面向社會提出問題，這，也許就是文學與政治的張力所在吧。


《合體 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文學家》

◎王宇（四川成都人。曾發表詩作於自由時報。）

魯迅所處身的那個時代的中國，就是無數文學家拿起文字的武器自主地追求政治革命和國家興盛的例子。從辛亥革命的梁啟超；到秋瑾、譚嗣同、林覺民；到後來的陳獨秀、魯迅等等，都是文學家以國家和民族的興衰為大任，勇敢投身革命甚至獻出生命的典範。即使當時沒有直接參與革命的一些文學家，如胡適，蔡元培等，都以推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等方式為政治變革提供了思想和理論基石。

孔、孟宣揚「入世」，「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鼓勵文人積極從政；而柏拉圖在《烏托邦》裡將文學修養列為理想統治者的重要技能之ㄧ。當今世界能同時在文學上有所建樹的政治家已經是鳳毛麟角了，而無數的文學家還一如既往地參與和影響著政治。隨著全球民主化的進程和全民文化水準的提升，人們對政治的覺悟會愈來愈高，也許這正是歷史的走向，文學和政治的相互影響與作用將永遠地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