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中國時報做了一系列關於台灣十年前與十年後之報導
在陳文茜的節目中也曾探討過上述的話題
我妹差我14歲還是高中生
我不斷告訴她大環境一直在變這社會是很現實的
台灣已經停滯許久甚至退化
以後你們這世代的會比我們這世代還要競爭還辛苦
社會機制愈趨不公平不平等
已經沒有三級貧戶靠著考試制度爬上來的陳水扁
未來社會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很渺茫
所以你要懂得真實現象…認真點…甚至於現在就下定人生方向(外交官)
未來才不會被巨大洪流壓迫著喘不過氣來


早已過了狂戀與寄託政客黨派之政策訴求
甚至從現在的工作中更加接觸政客的黑暗面與權謀鬥爭面
一切已騙或得到選票再說~無奈的是各黨死忠的支持者鄉愿到不行
趁著今晚空閒把那些中時所報導的研究文章複製整理出來
篇數不少雖冗長但句句可貴句句無奈句句值得你我去推敲去瞭解


冏世代的撞牆期


去年鳳凰花開、大專院校高唱驪歌之際，網路上廣為流傳一篇名為「給二○○六年畢業班的告別演說」文章。文化大學助理教授、目前擔任課外活動組長的項程華，在文中表達對於七年級生（民國七十年至七十九年出生）的憂慮與建議：「你們出生在台灣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年代，畢業在台灣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時代；出生時只有七十所大學，畢業時多達一百七十所大學、百萬大學生；畢業的現在正是政治最不穩定的年代，也是存款利率只剩一、二％的微利年代，如何靠儲蓄累積資本？ 你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自己要照顧好自己，盡可能不要用到已經有限的社會救濟金，畢業典禮回家後，要孝順父母，因為在等待工作的時期，父母會是你的靠山。」


壓力與挑戰 遠超任一世代


這種說法並非危言聳聽。事實上，台灣六、七年級年輕世代面臨的壓力與挑戰，很可能遠超過之前任何一個世代 跟日本社會定義的「下下籤世代」、美國社會所稱的「多餘世代」一樣，台灣社會慣用網路「火星文」的「冏世代」（「冏」是網路上哭笑不得的臉孔符號，年輕網友常常使用。）


在踏入社會後赫然發現，他們的競爭力永遠趕不上大環境變化，他們的「接班」似乎遙遙無期。 國際勞工組織（ＩＬＯ）今年發表的就業趨勢報告中，對於全球年青世代提出相同的警訊：過去十年全球青年人口增加十三．二％，但有工作的青年只增加三．八％。


換句話說，全球青年人口增加速度，遠比工作機會增加速度多出三．五倍，「僧多粥少」的困境非常明顯。 在這樣的全球趨勢下，台灣六、七年級生肩上的擔子卻更為沉重。長期研究青年議題的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劉孟奇保守估計，若台灣維持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二?三％，則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後，台灣平均每人ＧＮＰ（國民生產毛額）將從目前的一萬五千美元躍昇至三萬美元。


社會難立足 不可承受之重


然而，隨著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半個世紀後，預估台灣社會對於大學畢業的卅歲青年的平均薪資期望，將來到月薪新台幣八萬多元。協助台灣社會進入ＧＮＰ三萬美元年代、屆時已經五十歲左右的七年級生，月薪勢必要達到十六萬元才能在台灣社會立足。這是多麼巨大的壓力？


這已是七年級生不可承受之重！六、七年級生未必了解這些數據，但他們的內心深處已經清楚感受到不安。根據本報針對台灣二十歲至三十歲年輕人所做的最新民調，高達六成年輕世代認為台灣大專教育沒有競爭力，三成九年輕人認為自己競爭力不如中國年輕人（約三成五認為較具競爭力），四成六年輕人則認為競爭力不如新加坡、香港、韓國等鄰近國家新生代（僅二成五認為較有競爭力）。


這種難以言喻的壓迫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既是危機也是轉機。


他們不膽怯 勇於挑戰未來 在當前全球高度競爭時代，台灣青年更急於躋身國際舞台。勞委會去年調查，高達四成八的台灣青年願意到海外工作，首選是亞洲，大陸位居第二。對於挑戰未來，六、七年級生並不膽怯。


走進位於台中的全東南亞最大職訓中心，我們發現，即使夜已深沉，勞委會台中職訓中心的教室仍燈火通明。室內設計班的卅名學生，靜悄悄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用鉛筆描繪著草圖，連續三個晚上熬夜苦思，有些同學累了在教室打地鋪，有些同學仍然奮鬥不懈…。


為了成為一名室內設計師，這些百中取一的社會新鮮人，每天清晨六點學習到深夜十二點，結訓赴大陸發展的已有廿幾人。班老師陳大容說，大陸一個建案動輒六千戶，成為室設人才競逐戰場，但大陸繪圖人才漸增，台灣室設人才的優勢僅剩五至十年，台商漸漸進駐的越南將是新市場，



大陸商機早已吸引台灣青年西進，廚師界、理財界、醫界都刮起大陸考照風。 一百廿名台灣醫師今年赴深圳參加大陸地區執業醫師資格考試，其中不少人是主治醫師。卅三歲的馬偕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林哲瑋說，大陸醫學水準進步快且市場廣闊，希望為進入大陸早做準備。


地球村時代來臨，台灣青年也意識到國際證照的重要性，逢甲大學財經系學生王誌慶，不但自己成立社團聚集同好，更已幫班上卅幾位同學在半年內考到廿六張證照，刷新逢甲財經系紀錄，堪稱「最佳考照輔導老師」。


王誌慶強調，台灣青年得到國際認證後，一照在手，走遍天下，未來的路更寬廣。 最壞的時代 也是最好戰場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經典名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已為台灣青年世代的當前處境下了最佳註解。台灣六、七年級生面臨的時代挑戰與壓力，三、四、五年級生已很難體會，但這正是新世代的機會與挑戰。



愛台灣，不該是短視的政治操作


中時社論
不經過比較，不曉得時間的力量；不經過比較，不會驚覺人可能在時間之流中完全停滯，甚至後退。


《中國時報》用了超過三個月的時間，動員龐大的人力與資源，製作《台灣希望二○○八》系列專題，重新回望這十年、廿年來的台灣。我們採訪各行各業的人們，回味他們的記憶與愛，分享他們的焦慮和迷惘。


這是一個重新認識台灣、重新尋找台灣的過程。讓我們嘆息的是，台灣的生命力在這十年竟彷彿被困在週而復始、永不下檔的政治連續劇裡；讓我們高興的是，台灣的韌性依舊在，因為對這塊土地的愛，愈來愈多人再不願意被政治綁架；愈來愈多人願意大聲說出自己的盼望：我們要走自己的路，台灣人值得擁有更高品質的生活。


因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沒有放棄的道理，沒有絕望的權力，就像是台灣過去曾經走過的路，當沈悶到極致，跌盪到谷底，就該是會翻轉而起的時刻。


回顧過去的歲月，台灣走過白色恐怖，就走出了經濟起飛；走過街頭狂飆，就走出了寧靜革命；走過了政黨輪替，在眾人欣喜迎接新時代到來的同時，的確，沒有太多人料到世界運轉未嘗停止，但台灣卻停滯了。


就在這幾年，以創造經濟奇蹟為傲的台灣，國民平均所得被南韓超越；取代台灣成為全球化趨勢下不可忽略的現象是「中國崛起」；曾經號稱「台灣錢淹腳目」的國家財政連年赤字，我們的下一代尚未出生就開始負債；


相對均富的台灣，開始討論著中產消失的「Ｍ型社會」；Ｍ型社會反映到下一代，就造成兩個世界的孩子，從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刻起，他們就站在一個不公平的起跑點上。台灣還創造得出「三級貧戶當總統」的神話嗎？


許許多多民眾和學者專家，與我們談起台灣的過去，想像台灣的未來，憂心不已，他們一路勾選著他們最擔憂的問題，一路嘆氣，「唉，都是問題，都是問題。」問起未來十年台灣會不會更好？只有百分之廿的民眾給予肯定答案，認為台灣未來十年會變得更不好的竟高達百分之卅四以上。


這個數據在過去十年、甚至廿年，都是難以想像的，台灣曾經是這麼一個有信心的社會，不論各行各業，一卡皮箱就能走遍全世界，為什麼迷惘了呢？


在林林總總民眾擔憂、甚至憤怒的問題中，「政治」就像個擺脫不了的詛咒。從統獨、藍綠、族群到兩岸關係，無一不緊扣著政治，直接的說，就是被政治識意型態牽著跑；牽著能跑也罷了，這幾年的景況是台灣社會各面向被政治牽著團團轉─原地打轉。政治操作與動員，擴大了社會對立；


政治語言既無法治觀念，還充滿仇恨；因為敵我壁壘分明，表現在政商關係上就更容易造成掛勾和貪腐的小圈圈；專業決策空間不受尊重，結果公共建設與租稅政策，成為討好選民的選舉利多；兩岸關係因此無法有效開展，不但三通直航迄今猶如鏡花水月，開放赴大陸投資百分之四十上限亦始終未能調整，台灣財富以一種政府看不見的速度和方向：加速外移。


台灣還能怎麼辦呢？如果這一切不能翻轉，台灣未來十年將會是什麼局面？是曾經紛亂的巴西還是菲律賓？在我們調查過程中，許多人都說，台灣能不能從這幾年的呆滯中逐漸灰暗，翻轉到光明躍動的另一面，「關鍵就在這一、二年。」事實上，時間也容不得台灣再拖延，我們一定得採取行動。


媒體做為大環境的一環，不可能自外於這個行動。當政治如同詛咒般充斥各面向的同時，很大部份的媒體同樣被政治牽著鼻子跑，用類如政客的語言分敵分友，自甘為政客的傳聲筒和打擊政敵的工具，結果仇恨的語言，就這麼從不入流的政客口中，鑽進了每一個市井小民的家中，打開電視機就看得到敵人，就看得到選舉的戰爭，成為日常生活甩不開的噩夢。


《中國時報》秉持自由、民主、開放的精神，從來不向權力者靠攏，更不屑屈從於劃分敵我的政治動員。因此，《台灣希望二○○八》系列專題，從一開始就鎖定這塊土地的人民，我們要聽到人民的呼吸、人民的心聲。在過程中，即使遭到莫明的政治打壓和抹黑，我們從未退縮，因為我們堅信：既身為媒體，就要扮演好守望者、警示者的角色，我們毫不鬆懈地挖掘問題，找出問題，同時，與台灣人民一同追尋答案。


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對政府能力的不信任，是民眾和學者專家的高度共識。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根本不相信政府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這麼高的比例，足以讓我們對台灣未來完全悲觀，因為沒能力的政府改變不了現狀，改善不了愈趨惡化的各種情況。


但是，結果剛好相反，在我們的調查中，不論是民眾或學者專家絕大多數還是對台灣懷抱希望；最重要的，高達八、九成受訪的意見領袖毫不猶疑地表達，願意為台灣的未來採取行動。即使對台灣未來彷徨無力的一般民眾，仍有四成六的受訪者，不吝於採取行動。


「不要只想著靠政府！」是的，台灣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向來都是從民間勃發，台灣人的韌性是我們扭轉未來的最大資產。這麼不被人民信賴的政府，如果還是不肯張開眼睛，看清楚問題何在？


不肯打開耳朵，聆聽人民的心聲，依舊自以為是地陷入政治動員的狂喜之中而不可自拔，以為選舉就是一切，勝選就是唯一，台灣人民不必等他。


面向土地、心向人民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可以做更多事。《中國時報》製作《台灣希望二○○八》系列專題，只是一個開端，不是結束。我們的努力可以証明：愛台灣，不該是短視的政治操作；唯有深沉無私的愛，得以讓台灣生命力，生生不息。


高承恕：中產階級看不到明天


彭蕙仙／台北報導
「台灣中產階級那股堅實的力道正在轉弱，」研究台灣中小企業二十多年的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高承恕說：「問題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但現在回頭一望，不得不說，情況真的很嚴重。」

高承恕說，中產階級在不同時空下有不同的定義和結構，以台灣來說，「無論從經濟力、社會力，甚至於政治力來看，靠一只○○七皮箱跑天下的『自強牌中小企業』，無疑的，是台灣中產階級的骨幹。」因此，要理解台灣的中產階級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從這群人的動向就知道了大半。」


高承恕說，曾經撐起台灣經濟的中小企業結構力在最近的十年出現明顯的解體，這是因應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國際分工位移，使得台灣很多企業不得不外移，又因為語言文化的熟悉度，很多台商選擇外移到中國大陸，但這時他們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兩岸這樣的案例，經濟上有如此高的互動，但政治上又那麼刻意疏離，」高承恕說，政治和經濟的矛盾關係，讓人陷入痛苦，為了生存，很多中產階級做了「出走」這個選擇。


而大家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整個社會的經濟力、社會力、消費力、就業率…隨著不斷外移的中產階級而滑落，「這是個非常現實的事情，誰也不用欺騙誰說沒有問題，因為台灣真的已經變了。」


高承恕前兩天到台南，去了一家餐廳吃飯，結果整個餐廳只有一桌客人，「真不知道他們要怎麼生存下去。」他感慨，這樣的情況「愈往南走愈明顯、愈嚴重。」他表示，八○年代他做社會研究，常常跑海線，「那時候所看到的市況是多麼熱鬧啊。」


高承恕說，台灣曾經有段時間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明天會更好》，不管再累再忙，那時候人們的心情總是樂觀的、是積極的，覺得只要自己有所付出就會有所收穫，「但是，現在還有誰相信這些？」


高承恕的觀察是，因為看不到明天的路在哪裡、心裡發急，台灣社會的集體心態就成了「炒短線」，中產階級也不例外，這是第二個問題：很多人做事只考慮短期效果、不做長期的規畫和思考，「政府就是帶頭這樣做的人，」他說，哪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有本事提出「一周一利多」這種事？「真是太荒謬了。」



第三個值得憂慮的問題是「無力感」，因為覺得不論怎麼做好像都沒有什麼用，所以很多中產階級選擇「冷漠以對」、選擇「不參與」、選擇「眼不見為淨」，高承恕說，他並不贊同這樣的態度，台灣的未來還是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上，特別是中產階級是相對有能力與資源的一群人，「不可以放棄希望和行動。」


他認為，《中國時報》「台灣希望二○○八──徬徨的中產階級」專題報導已深刻而詳盡地點出了台灣中產階級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接下來，就是看大家願不願意真誠地面對這些問題、解決困難。」高承恕說，無論是政治上的，或者是經濟上的，「台灣都需要一個更 friendly（善意）的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形成，中產階級可以盡一分力量。


沒有青年競爭力 就沒有青年未來
本報訊
　「窮，不能窮孩子，更不能窮教育」是全民共同的心聲。


　「政府當局再不好好規畫，未來十年，台灣逐漸浮現的青年缺乏競爭力問題，將會變得很嚴重！」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疾呼，面對全球化趨勢，這是政府當前必須劍及履及、刻不容緩解決的重大課題。


　「台灣環境愈好，下一代卻愈沒有競爭力」，積極推動「思沙龍」認識世界局勢講座的成大校長賴明詔認為，台灣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年輕一代沒有國際觀，不喜歡出國唸書，畫地自限，缺乏競爭力。他建議年輕人應拓展視野，「知道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