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曾永平等研究顯示，中國五大河(長江、黃河、珠江、淮河和海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PO Ps的污染，其中處於北方的黃河中有機氯農藥的污染程度，尤其是六六六，比處於中南部地區的長江與珠江要高。根據《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飲用水中滴滴涕的限值為每升1000納克;中國的河流和湖泊中滴滴涕的濃度均低於此限制值。但如果采用歐盟標準，即限制值為每升25納克，那麼中國多個水域都超標。

同時，《地表水水質標準》對中國地表水中多氯聯苯的限制值為每升20納克。根據這一標準，四大河流(海河、通惠河、淮河和太湖)中多氯聯苯的濃度均高於監管限制值，其中最高值出現在海河，各監測點的濃度范圍為每升311納克至每升3110納克。另外，中國對海水中的多氯聯苯並沒有建立監管限制。經過對京津河道和東部一些化工區的土壤的調查發現，PO Ps超標很高。

專傢指出，如果以歐盟的建議值和中國的監管限制值為評價標準，中國河流和沿海水域中多氯聯苯和滴滴涕的濃度水平可能會對人體健康構成潛在風險。值得註意的是，目前中國現有的國傢水質評價標準大多與散裝化學品參數和重金屬有關，很少與有機污染物有關。如果水質量安全評估標準包括有機污染物的話，我國達標的飲用水源水供應將減少。

多種原因造成PO Ps含量高

中國水體PO Ps含量偏高，既有歷史遺留問題，也與對PO Ps目標物的控制現狀有關。

有資料顯示，在1950—1983年期間，我國使用六六六490萬噸、滴滴涕40萬噸，分別占據全球總用量的33%和20%。此外，自1995年以來，我國每年生產5000—6000噸技術型滴滴涕，用於防污漆生產和添加劑。而從1965—1974年，多氯聯苯在中國的使用總量約10000噸左右。盡管有機氯農藥等已經在我國被禁止和限制使用多年，但由於這些有機物在環境中難以降解且持久性很強，因此很多環境介質中依然存在有機氯農藥的殘留，其中沉淀物作為有機氯農藥環境遷移和轉化的一個主要環境歸宿，積累的殘留濃度很高。近年來我國對內陸湖泊水體和近岸海域沉積物檢測研究也都基本反映瞭這一事實。

同時，我國現在關於PO Ps目標物控制仍主要是第一批列入《斯德哥爾摩公約》的12種目標物，後來增加的溴代、氟代等10種受控物質，目前仍沒列入控制范圍內。此外，電子垃圾的泛濫也成為PO Ps的重要來源。曾永平對記者表示，進口電子廢物的不善處理已成為PO Ps目標物，如多溴聯苯醚和二惡英在中國環境中存在的主要來源。

防治要從源頭抓起

目前關於PO Ps的處置技術主要有高溫焚燒、化學處理、工程填埋、長期控制存貯和回收綜合利用等方法，但這些辦法都很難清除水體中的PO Ps，PO Ps在水體中要麼被溶解，要麼沉淀在底泥中。在水體加熱之後一部分揮發性的PO Ps可能會揮發掉，但是一些半揮發性或者不揮發的PO Ps仍會存在。

針對目前全國范圍內對PO Ps污染的長期監測數據十分缺乏，對水域中PO Ps污染認識不足的現狀，曾永平指出，保護飲用水源免受PO Ps的污染，應是中國水資源管理中優先考慮的問題。要對不同的污染物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例如，用於生產三氯殺蟎醇和防污漆的工藝過程應精心設計，並加強排放監管和控制，大幅度降低滴滴涕在最終產品中的殘留水平，從而減少排放到接受水體的總量。無論是拆解進口或國內產生的電子廢物，都必須嚴格監管，最大限度地減少向周圍環境排放有害物質。對以多氯聯苯為冷卻劑的電容器和電力變壓器也需要跟蹤管理，以防止多氯聯苯泄漏。應盡快建立全國性的水體有機污染監測網絡，以更有效地評估中國主要水域有機污染的現狀，為保障快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背景下水資源的質量提供科學依據。

餘剛則認為，國內對於PO Ps污染的防治，要從源頭抓起，積極借鑒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傢的相關經驗。首先必須從源頭控制二惡英的排放，減少進入環境的總量。其次是廢棄的有機氯殺蟲劑類PO Ps和多氯聯苯必須安全處置，消除這些高濃度危險化學品的危害。第三是盡快制定新增的10種PO Ps物質的履約行動計劃，特別是氟代、溴代PO Ps物質的控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