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在逐步建立起符合國情的內部控制規范體系，這既有針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專門規范體系，又有覆蓋各類企業、事業單位的一般性規范；既有註冊會計師行業從制度基礎審計的角度對企業內部控制的規范，以及證券監管部門從信息披露和監管的角度對企業內部控制的規范，又有反映加強企業內部管理要求的規范。

    雖然我國內控體系建設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作為一種無從借鑒的，體現我國國情的內控理論與實務，其還必須正視存在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在已出臺的相關規范中，還有許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體現在：國傢有關部門以及各類組織的相關文件中所謂的內控制度的概念，細究起來，尚不統一；我國尚未形成內控的整體框架；我國現存的內控制度隻註重制度的文字編寫環節，但在如何執行制度，特別是如何判斷和報告制度執行的狀況、矯正制度執行的偏差等方面，還不夠具體；內控設計思路還未從公司管理層拓展到整個公司的治理結構。

    而在我國企業的內控實踐中，由於未完全跳出“內部會計控制”的層面，其所導致的問題可能更為嚴重。

    首先是企業內控尚難以應付企業外部環境變化。企業內部會計控制往往是針對那些重復發生的業務類型而設計的，對那些不正常的或未能預料的業務類型卻失去控制能力。特別是，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企業要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適時調整其經營方針和策略，這就使得原有的內控措施和程序跟不上新形勢的需要，從而導致控制不足。如果同時存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運作不規范等弊端，就很容易給企業帶來風險。

    其次是公司內部制衡機制微弱，對管理系統缺乏控制能力。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公司制的核心，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規范與否，關鍵在於董事會能否充分發揮作用。而我國現階段，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形備而實不至”，尤其體現在董事會這一重要機構沒有發揮應有的職能。

    許多企業在改革過程中，沒有理解公司治理結構的制衡機制，致使原廠長負責制下的領導班子既進入經理層，又進入董事會，形成董事會成員和經理層成員的高度重疊；導致產權結構一元化、“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董事會形同虛設等問題。這也致使公司“一把手”的權力很大且往往缺乏相應的監督和約束，信息透明度不高；公司治理過於片面依賴高管人員的能力和操守。

    正是由於職責不清、控制薄弱，“內部人”才敢肆無忌憚地伸出黑手，去越權，去舞弊。這些正是導致一些公司發生財務醜聞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