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學生入世未深，幾乎甚麼事都被蒙在鼓裡。

常言道法律最要緊是保護當時人的合理期待，法律的性質要是穩定的（不能朝令夕改），且是可預見的，這樣當事人才可以計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事實又再一次証明，理論與實踐不相符。

今天，我們下午“國私”補課，誰知等到A老師來了，B老師也來。B老師以前教過我們，人很好，所以同學們都笑著跟他打招呼，誰知他說中央電視台來大學拍攝，昨天法學院通知他要拍一段我們上課的錄像．．．我原以為，A老師會繼續講課，只是多了一部攝影機和幾個陌生人而已，誰知A老師說他講廿分鐘課都無意思，唯有另覓時間再補課，留下我們這班迷惘的羔羊，呆坐課室打冷擅。

B老師開始跟我們“打通經脈”，因為他將要問問題。這不期然令我憶起中學時某位歷史老師也是這樣做好“預備工作”，再在主任旁聽時讓同學們照稿讀的情景．那時候，大家都畤著“業餘演員”的操手，很落力地“演出”，也看重自己的“戲份”。大學生的層次當然要有所不同的，所以我們要用自己的話演繹“台詞”，且是普通話，而更刺激的是，我們將不知道老師會要求誰來回答。

透過已知的事實我們可以推導出未經証實的事，此為法律“推定”的概念。經同學們之“推定”，A老師是為配合學校而設下這個“補課”的局。因為星期一，我們回到學校後，他才致電通知班長該堂課不上，這樣他就順理成章以“補課”之名要我們在此時此地“自投羅網”，這是一個圈套，同學們都這樣說。上回要我們白走一趟不在話下，現在我們替上頭跑龍套，做無薪酬之“臨時演員”，浪費一個下午的時間，真是情何以堪。我們被連番欺騙，縱有一肚子的氣，縱然很不爽，卻沒有膽量一走了之．．．

開鏡前又因課室太破而撓釀了一陣子，換了課室，但不比原來的好多少。同學們進課室後全都擠到後排坐，結果當然是被要求到前面來，使我又想起聖經上“自卑的，必升為高”之道理，坐在筵席後方的人，往往都被主人家請你到到前方坐。至於我，不亢不卑，所以就選了中間位置坐，合乎中道嘛。

B教授開始講課，就像大二時一樣，所不同的是平時撲素的教授今天穿上了西裝，還有，課室裡各位同學都顯得很拘緊。
老師問問題了，同學回答得太詳盡，於是老師要求停機，說他們最多只拍十分鐘，故盡量將答案濃縮，“簡答！簡答．．．”“行，我們再來啊！”教授說著，然後又回到跟原先一模一樣的“講詞”，我們都忍不住笑了，教授也笑。“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他真的很有導演的風範，我不是早在大二時就說他跟張藝謀有幾分相似嗎？

“關於締約過失的問題，案例群裡有三個典型的案例，你們能告訴我其中一個嗎？我只要其中一個．．．好，讓我抽一位女同學回答這個問題。”“別低頭，嘿，別低頭啊，誰抵頭我點誰啊！”“好，請這位同學給我們講．．．是那個案例呢？”“．．．．．．”課室裡很靜。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教授剛才作疏通工作時用８倍速講過的，但同學不敢肯定，於是戰戰競競地問：“．．．是不是．．．關於香蕉皮的那個案例？”．．．又一次停機。

老師跟我們說不好意思，沒事先通知我們，好讓女同學們補補妝，男同學們洗個臉，並說他們主要想拍出那種“感覺”，所以主角是我們而不是他。感覺？藝術的語言真動聽，他們一定是想拍出一臉無奈（其實不止“一”臉）．．．

由於現場氣氛實在太不自然，像中學時那堂有“預先準備”的歷史課一樣，我好幾次差點要笑出來，但願那鏡頭沒剛好掃過我吧！雖然那些問題都是我們已經學過的，但兩年前的東西早都忘得一乾二淨，所以，鏡頭前同學們的緊張是真的，而“從容”是造作的，從藝術的角度而言，“真”是排於“善”與“美”之首的，從法律的角度而言，真實更是重要，我們不單要告訴別人真相，還有真相的全部。

其實拍上課就上課嘛，何必一定要找幾位同學來回答老師的問題？又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懂得回答？為什麼一定要答對呢？答不對又或者不會回答不是更加真實嗎？不是更顯得這個問題值得學習？還是人長大了，更應該學會這種“虛偽的技倆”呢？在別人面前無論如何要表現得“好好睇睇”，即使真實情況並不如此？

原意是要呈現真實，我們卻奉旨“虛偽”一場，然而，也因為這虛偽，反映出人性的真實。當大家都習以為常，知道這些“課堂”片段必定是經過“特別處理”和修飾時，那麼，即使你真真正正地給他們上一堂真的課，他們仍會以為是假的。

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

2006/10/25
2006/10/26
2006/10/27